英国《泰晤士报》7月14日文章,原题:抨击中国人权记录的闹剧
历史的闹剧正在重演。到了现代,人权活动分子又开始采用60年前西方人对“邪恶的东方人”采用的卑鄙的双重标准。这些人权活动分子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占领”西藏和“侵犯”人权等行为施加压力。
西方在道德问题上没有权利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说三道四,无论是涉及人权还是民主问题。人权观察组织希望戈登·布朗就中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向其施压,但布朗本人就是应当为伊拉克的毁灭负主要责任者之一。为什么会有人希望让布朗、布什或者萨科齐来“教育”中国人呢?他们自己都对基本的自由和国际稳定表现出了赤裸裸的蔑视。
人权活动分子传达出的信息似乎很清楚———虽然西方偶尔犯“错误”,例如在伊拉克和关塔那摩,但东方天生更邪恶。简而言之,“我们”侵犯人权是无心之过,“他们”侵犯人权就是源于文化上与生俱来的“邪恶”。
人权活动分子在涉及东方的问题上正在不知不觉地重新背上“白种人的包袱”。这可能会让布什和布朗暂时感觉高人一等,但对于在中国推进民主权利来说毫无用处。(作者奥尼尔·布兰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