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然》杂志向叶诗文道歉了，这才是一家“讲科学”媒体应有的风度。可发生在本届伦敦奥运会上的众多公案中还有“沉冤待雪”的。
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三大情结：主圣明、官清明、侠客行。这三大情结都直指一个方向——为民作主、为政持平。人们常说，我们有这种情结，源于制度保障不健全，全靠道德律令。可制度终究要由人制定、由人执行。你看，尽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有一整套清晰的规则体系，但在执行中也还会出现诸多偏差。
有人说偏差源于西方人对“不类己者”持有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这话要历史地看。
从经济、文化上看，百年来的世界是西化的，而我们是他们的“化外之地”。18世纪，西方社会还对中国充满敬意，康熙、乾隆得到启蒙思想家们的吹捧，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皆奉中国为榜样。但在后来的交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伴随国家地位跌入谷底。一部《剑桥战争史》，没有中国的位置。近200年来，中国的一切在西方人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日积月累，形成固见。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全球化中也赢得了尊重，但中国崛起之快，许多人还不适应，往往用老黄历看待中国，也因此对中国的进步抱有偏见。
历史和现实提示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高”与“强”，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实力，就难免要受制于人。我们坚信，那种陈旧过时的中国观迟早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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