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奥朗德的上台，在解决债务危机问题上，欧洲首先将面临“救助思路之争”。默克尔和萨科奇都主张“紧缩”，但“默科齐”已经解体。奥朗德主张“扩张刺激”。尽管德法两国在以后的磨合中会出现某种妥协，但这个“救助思路之争”不可避免。
扩张刺激需要财力。欧元区多数国家的债务率［国债余额/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赤字率(财政赤字/GDP)远远超过60%和3%的“红线”，已无财力搞刺激，唯有提高利率继续发债，由后人埋单。且不说议会是否同意后人埋单，即使同意，债券能否发出去也要两说。这将陷入“财政能力之争”。
财力不行，央行可以发票子。但欧洲央行的政策非一国所能决定，需要多数成员国同意才行。欧洲央行继承了德国央行以“捍卫马克”为首要任务的传统，将“保卫欧元”作为首要职责，成员国要想通过央行发票子搞扩张刺激不容易。这将陷入“货币权力之争”。
欧元区货币权力之争的核心是“德法博弈”，这是因为在欧元区，德国是经济老大，法国是政治老大和经济老二。货币权力之争的背后是德法及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国家实力之争”。
欧洲经济实力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产业外移到劳动力便宜的新兴市场。产业外移造成产业空心化，产业空心化后政府收不上税，财力削弱，这实际上反映了欧洲的“产业战略之争”。
欧洲人口老龄化使欧洲人口减少，需要新移民，久而久之，欧洲人将成为欧洲的“少数民族”，这使欧洲人感到前途堪忧，将陷入“欧洲前途之争”。
欧洲移民增加将导致外来文化增加，加剧基督教文化同伊斯兰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冲突，陷入“欧外文化之争”。
文化冲突使社会动乱加剧，“欧洲天堂”之梦破碎。挪威枪击事件就是一例。这将使欧洲陷入“社会动乱之争”。
实践证明，单纯依靠紧缩的办法行不通。一方面，被救方(如希腊)选民对主张紧缩的政党不满，紧缩派在议会选举中受挫；另一方面，施救方(如德国)老百姓不乐意拿自己的钱救别人，当局选票受影响，默克尔支持率已降至最低点。这将使欧洲陷入“政治权力之争”。
欧洲长期的高福利主义把人养懒了，不管有无条件似乎都是理所当然，形成“高福利主义天然合理论”。现在欧洲人信奉的是路易十五“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理念，国家意识淡薄，不管国家破产不破产，我的福利不能下降。这与东方民族不同。历史上欧洲就是各国打来打去，版图划来划去。这反映了欧洲人的“国家观念之争”。
西方政治是竞选第一。民主是对的，选举也是对的。但为了眼前利益，竞选时各党派竞相吊高选民胃口，能否兑现以后再说。这种极端民主化的竞选体制走向反面，是欧债危机的政治体制根源。这使欧洲陷入“政治体制之争”。
欧洲现在已走到了“进”(统一财政成立“欧罗巴国”)、“退”(欧元区解体)、“半退”(开除希腊)、“拖延”(妥协拖一天是一天)的交叉路口，正面临着“欧元前景之争”。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欧洲的争斗将进入白热化。我个人对欧洲的人文素质是认可的，欧洲文明曾经引领世界潮流。然而，凡事有生就有灭。欧洲“咸鱼翻身”依赖新的产业革命，但这可能吗？至少远水难解近渴。见仁见智，立此存照，勿谓言之不预也！(唐双宁 特约评论员、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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