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承森绘
今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集中刊发六篇一组的“国家资本主义”专栏文章。同月，瑞士达沃斯论坛期间也组织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论。这些文章和辩论传播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新加坡等国搞国家资本主义，借助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国家主权基金以及国家支持的私营公司等，积极并购外国企业，争夺资源。这些国家热衷于自主创新等经济活动，严重威胁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
乱贴“国家资本主义”标签，不仅是为新自由主义危机辩护，还有压制竞争对手，创建有利于己的新游戏规则等多重考虑。
1.借“国家资本主义”之名，为新自由主义辩护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为转移世人对西方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持续经济危机的视线，试图将危机的成因部分归咎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身已经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路处境艰难，建立在私人占有、资本逐利基础上的垄断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初发的2008年10月，针对国家影响越来越大、市场自我调节作用逐渐萎缩的现实，《经济学家》杂志在《悬崖边的资本主义》一文中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尽管在短期内捍卫资本主义需要政府干预，但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资本主义已经向几十亿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资本主义发达的地区经济繁荣，而它失势的地方则遭受痛苦。不过，现实的发展打破了这一乐观估计，不改革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政府干预难以从根本上缓解西方社会的危机。
近年来，被国际舆论称之为“欧猪国家”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接连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预示着欧洲实行的财政紧缩模式难以维系。但“国家资本主义”论者却说：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危机恰逢一种强大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在新兴市场兴起，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因强有力的替代者——“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显得更加严重；国家资本主义在发展中，现金充足，而西方国家危机又给它壮了胆。而现实情况却早已证明，发展较快的“金砖国家”等不仅没有导致和加剧西方国家危机，恰恰相反，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还在相当程度上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缓解了西方的各种危机。显然，这些论者在羡慕他国发展的同时又加以栽赃，以此掩饰西方国家自身无力缓解危机的窘境。
西方某些舆论热炒“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另一层意图，是将西方国家陷入危机归因于自由放任的西方资本主义，而不是私有制占主体这一普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在一些清醒的西方学者眼中是被否定的。兹举一例：尼尔·弗格森在为美国《时代》周刊撰写的《我们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者》一文中就认为，将中美之间的竞争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全球制度竞争，过于简单化，也是错误的；中国成功的关键并非在于政府控制经济，而在于自由市场力量；因而必须避免将国家资本主义普遍化，这个概念不比过去马列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好。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试图制造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恶果辩护，进而继续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和各国垄断寡头(尤其是金融垄断寡头)的狭隘利益。他们断言：随着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强大，美国越来越收敛，欧洲从内部分崩离析，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的位置，中国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轴心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优势，中国的经济模式优于美国，将使自由市场原则和信仰受到挑战；国家资本主义在东方的崛起，可能鼓励西方出现效法者，进而使西方公司越来越担忧。实践证明，这种辩护手段难以奏效。目前，占1%的西方大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不仅受到本国99%人民的反对，而且损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为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进步舆论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和呼声非常强烈。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争的背后，是掌握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话语权的发达国家罔顾这些诉求和呼声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