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与邓小平在一起
迈克·华莱士在93岁时停止向世界发问。
过去半个世纪里，按照媒体的说法，“他的名字一度让腐败的政客、高明的骗子、不作为的官僚头疼”。他所服务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的广告称，如果有4个单词会让这些人从心里害怕，那一定是“迈克·华莱士在此！”(Mike Wallace is here)
因为这位新闻访谈类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几乎以审问的方式，撬开了他们的嘴，即使那个人是国家首脑，他也毫不留情。三十几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接受采访前，曾咆哮着警告他：“我不想谈越南，如果敢提越南，我就让你们这帮小子立马滚蛋。”
华莱士深吸一口气，以“一个男人对男人的架势”走了过去，“越战强暴了你，总统先生，然后，你强暴了整个美国。你该谈谈这个事情！”在自传《你我之间》里，他这样回忆。
这个曾要干到“四脚朝天”的人，4月8日在美国东北部一家疗养院里停止了呼吸。患有心脏病和老年痴呆症的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提起过《60分钟》，仿佛那段辉煌的岁月被他的健康一同拐跑了。
不过，那些连他自己都遗忘了的日子，如今正被人们津津乐道。那些和尼克松、霍梅尼、邓小平、江泽民打交道的片段，成为新闻专业课上的一个个案例，也是很多电视台记者反复观摩学习的教材。
“迈克·华莱士一度是中国新闻人遥远意义上的角色榜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洪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实际上，这个新闻界的榜样起初可算不上什么典范。他家世寻常，成绩平庸。因为眼睛长得细长，还被人取了一个带有歧视色彩的外号。偶尔几次，他还干过去商店偷5美分的口香糖这种不太光彩的事。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话，那就是他在高中成为学校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以及网球队长。
华莱士本来可能会成为一名律师，或者英语教师。但在大二时，当他第一次走进学校广播站，他的人生就此换了个频率。
在一家洗衣房及家具公司旗下默默无名的小电台里，这个年轻人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兴奋地告诉自己的母亲，播音员可比议员还棒，因为整个美国都能聆听他的声音，议员却做不到。
不仅仅是美国，他让全世界都听到了那有些直接甚至显得有些粗鲁的声音。他问刚刚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你一定非常妒忌罗纳德·里根。”他对着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做了个捻钞票的手势，“为什么俄罗斯腐败盛行？所有问题都得靠这个解决？”他问邓小平：“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这种毫不留情的提问甚至让他的小儿子克里斯都觉得有点难堪。大学每个学期开始前，他总会很直接地问已经成年的儿子：“你需要多少钱？”
“那种感觉就像被迈克·华莱士采访一样。”克里斯说。
对于华莱士真正的采访对象来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坐在对面的这个男人口中突然冒出“请原谅我”这几个字，那才是灾难来临的信号，只有一种可能——接下来的问题会让你难以回答。
“萨达特说你是……请原谅我”，坐在伊朗前领导人霍梅尼对面，他伸出左手捂住胸口，“这不是我说的，他说你是一个疯子。我知道你听到这个评论了。”他说完，屋子里的空气似乎凝结了。华莱士偏了下头，示意翻译。“什么？疯子？”翻译疑惑地低声问。华莱士用肯定的语气重复了一遍：“是的，疯子，这是我从电视上听到的。”
这种尖锐与充满质疑的采访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的一些新闻从业者。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新闻调查》原制片人耿志民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新闻调查》刚刚创办时，栏目组的工作人员曾多次观摩华莱士的采访作为业务学习。那时，《60分钟》的录影带还非常珍贵，需要在香港找人录下电视节目，寄到北京，再加上字幕。
在耿志民的印象中，荧幕上的华莱士总是身体前倾，眼睛直视对方。“他外表散淡，实际内里坚毅，不管你是多么牛的人，在华莱士面前，撒谎都是一种压力，这就是他的气场，是调查性报道所需要的。”
实际上，早在1986年，华莱士的名字就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他是法拉奇之后，第二位采访到邓小平的西方记者。为了准备这次采访，华莱士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资料，并同见过邓小平的人进行交谈。美国新闻界曾有人这样评价他：“就像一只斯特拉堡的鹅，有着一肚子文件、事实、问题和旁证材料，每次采访至少要做50个小时的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