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副主席的美国之行牵动着中美乃至世界的目光，各方都想从中探究出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轨迹。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副会长陈永龙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大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教授。
将元首共识具体化
记者：在访问中，习近平副主席先后提出了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四点看法、发展中美关系的五点建议，您认为有何指导意义？
陈永龙：习副主席的一系列表态，主要是落实胡锦涛主席去年初与奥巴马总统确定的建设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决策，并将之进一步具体化，希望借此访推动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健康地朝前发展。
我相信，中美都有这样的良好愿望，但现实与目标存在不小差距。我曾请教过布热津斯基如何定位两国关系，他用“不舒服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形容，非常形象。就拿热炒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来说，我问过盖特纳财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水平到底该如何？”他说他也不清楚，这不是经济学能解决的问题，但华盛顿需要人民币升值，因为现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美国强制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自然很“不舒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当然，单单正视现实与目标的差距是不够的，需要拿出解决之策，习副主席访美就是消弭分歧之举，将中美关系向正确方向推进。
中美关系需“路线图”
记者：在会见拜登副总统时，习近平副主席提出中美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的新型道路。“新型道路”该如何解读？
陈永龙：处理当前的中美关系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需要两国共同塑造未来。有人提出中美关系相当于“二战”后的美苏关系，我觉得不妥。中美关系有其特殊性，两国不是天生的对手，中国也没称霸的野心。当时美苏在经济上的关系很薄弱，现在中美经贸已经很紧密了。我觉得，中美需要建立一个“路线图”，从宏观上确定两国关系应该怎么发展，而不是搞所谓的战略对抗。这需要创造性思维，也需要广大民意认可。我相信，不管有多难，中美定能走出大国合作的新型道路。
记者：在习副主席访问中，安排有与美国前政要会晤，这种安排有何特殊涵义？
陈永龙：这次会晤是此行的点睛之笔。因为这些老朋友在发展中美关系上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前者促成尼克松访华，后者参与中美建交。中方通过此举希望美国新一代领导人承上启下，继续智慧地处理两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