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40年前，中美两国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情况下，从各自安全战略需求出发，开始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如今，中美关系已经发展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应当站在全球战略高度和人类历史新起点，重新思考两国关系的本质和未来，开创国际政治的新思维。
一、中美关系重要性前所未有，但面临重大考验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局势更加复杂多变。今天的中美关系突出呈现两大背景：一是中国成功应对危机，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迅速走到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前台；二是发达国家经济、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复苏进程曲折缓慢，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在此形势下，美国为克服自身困难愿与中国加强合作，让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则愿为稳定全球金融形势、推动经济复苏多做贡献，以化解美国和外部世界的戒心和忧虑。由于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外贸总额分别占到世界1/3和1/5，中美两国的内部发展、对外战略和相互关系，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两国领导人都认为，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关系正遭遇更为严峻的挑战。冷战结束至今，中美关系几经波折。9·11事件爆发后，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而中国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双边关系呈现“复杂相互依存”局面，基本稳定的战略格局维持了十年之久。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结构性矛盾凸显。两国在经济、政治、国际安全等领域的若干利害冲突呈逐渐扩大、激化的趋势，彼此戒心加重、疑虑增多。最近，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进一步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推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计划”；一些美国政界人物视中国崛起为美国最大的外部挑战，指责中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拒绝与美国合作是为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些动态在中国民众和政治精英中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据此认为，美国的长远战略意图就是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发展强大，所以中国应当在国际上对美国实行强硬的反制措施。希望加强中美合作的两国人士，纷纷对中美战略互信降至低点深表忧虑。
二、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的主要表现与深层原因
胡锦涛主席指出：“中美要做互尊互信的合作伙伴，持之以恒增进战略互信。”我们认为，双边国际关系中的所谓战略互信，指的是双方都深刻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的领域，持有对于对方立场和行为的积极预期。建立战略互信，并不意味着否认利益冲突和观念差异的客观存在，而是在“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认知基础上，努力减少利益冲突和观念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形成长期良性互动的局面。从中美关系现状看，双方的战略互信尚远远滞后于业已形成的共同利益。
造成中美战略互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和深层原因：
双方真诚沟通不足，某些共识未见诸于行动。去年1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双方达成了意义深远的新的战略共识。目前，两国在各层次、各领域都建立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对话机制，特别是最高层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但也有某些中美对话流于形式，各说各话，说虚话套话，或者说归说、做归做，达成的共识没有落到政策实处，更未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最近，美国国际集团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过去几年里，本人有幸参加了一些中美两国经济学家和贸易部门官员之间的对话。结果每次情形都一样。双方各自陈述自己一方的问题和担忧，并向本国政府汇报对方的问题及担忧。虽然对话过程非常热烈友好，但没有解决阻碍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任何问题。” 对此，中美双方许多人都有同感。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对话机制不够多，范围不够广，层次不够高，而是一些对话未能切中要害，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经济摩擦政治化削弱战略互信基础。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增多且日益政治化，这一“压舱石”的份量越来越轻，有时甚至成为战略互信的“绊脚石”。美国多次提出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加以制裁，继续严格限制高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设置政治障碍。在今年的美国大选进程中，一些政客出于政治动机，竞相把中国作为美国经济低迷的替罪羊而加以攻击。这些行为都对战略互信有害而无益。
实力相对消长引发心态微妙变化。随着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缩小，美国从政府、学界、媒体到民间，都明显加深了关于“中国崛起”威胁美国地位、“中国模式”挑战“美国模式”的紧张与焦虑。同时，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输出民主”和“人权外交”保持高度警觉；中国政治精英们感到中国的安全环境并未随着自身实力地位的提高而改善，对美国在其周边强化“战略包围”感到紧张与焦虑。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高层一再相互宣示自己的战略意图不是为了损害对方，但都难以化解两国社会中已经固化并还在加深的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