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欧盟债务危机仍在持续延烧,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和矛盾
欧盟下周即将召开春季峰会。而当前欧盟债务危机仍在持续延烧,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和矛盾,面临变革与调整的多重挑战。欧盟各界对此次峰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春季峰会的主要议题是为解决债务危机制定一个永久性方案。自2010年初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债务危机持续发酵。11月爱尔兰步希腊后尘,不得不接受欧盟和IMF援助,成为一年内欧元区第二个接受资金援助的国家。近来,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再遭穆迪等评级机构调降主权信用等级表明,这些国家步希腊和爱尔兰后尘的可能性在增大而不是减小。
债务危机给欧盟带来严重后果。最明显的是严重制约了欧盟经济复苏。一方面,欧盟国家为削减赤字而进行的大规模财政紧缩政策必然打击消费需求和投资。希腊经济仍然深陷衰退,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经济几无增长,目前“一枝独秀”的德国经济在欧元区其他国家经济普遍疲弱的情况下,其可持续性也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受国际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欧洲面临日益严重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欧盟27国通胀率持续走高,欧洲央行货币政策面临调整收紧压力,债务危机解困和经济复苏可能陷入缺乏资金支持的艰难处境。
债务危机也严重冲击和影响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一方面,欧元区风险犹存。更严重的是,成员国民族主义情绪抬头,欧洲意识进一步弱化。这在德国表现最为明显。多年来德国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模范生和“出纳员”,但在债务危机刺激下,近来一直潜滋暗长的“疑欧”主义又有新的增长。在民族主义抬头、欧洲意识弱化的情况下,成员国特别是德、法等大国更愿意彼此协商,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愿给予欧盟机构特别是欧盟委员会必要的权力和信任,由其出面协调解决问题。大国作用因而进一步凸显,主导性增强,欧盟委员会在危机应对中作用有限,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
债务危机还加剧了欧盟社会矛盾。欧盟各国罢工和示威不断,而且常伴随激烈的街头斗争。由削减福利支出导致的社会矛盾呈激化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移民问题开始突出。欧盟各国普遍收紧移民政策,对移民的限制也在增多。欧洲社会整体右倾,反移民情绪高涨。德、法、英等国领导人均承认,本国实行多元文化的努力“彻底失败”。
在这种气氛下,反移民的极右政党开始兴起。在一向以宽容著称的瑞典,极右政党民主党2010年9月选举后首次进入议会。随着欧洲反移民情绪上升,移民融入欧洲主流社会更为困难,对主流社会的敌意甚至仇视也在增长。欧洲反恐形势严峻与此就有很大关系。
从目前欧洲国家对融合移民的无能为力甚至公开承认失败来看,移民问题未来可能更为严重。欧洲社会对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恐惧、排斥和限制,以及移民对欧洲主流社会的敌意很可能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欧洲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将面临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政府执政压力普遍加大。法国总统萨科齐支持率屡创新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随时有下台的可能,德国联合政府支持率低迷,英国随着改革政策的深入,联合政府内部的不和谐音也在增多。
与此同时,欧盟国际地位持续下降。欧盟深陷困境,引发欧盟内外对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欧洲衰落论”颇为流行。从目前情况看,危机的确加速了欧盟相对实力的下降进程:欧盟发展模式、价值观吸引力下降;经济实力受到削弱,外援减少,外交、国防开支遭大幅削减等,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欧盟实力和国际地位。
当然,欧盟对危机和问题的严重性也有深刻认知。2010年初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决定向希腊提供为期3年,总额110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资金;建立了一个资金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金融稳定机制”。
在重重危机压力下,欧盟开始加快寻找解决办法,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包括继续强化执行全面、大规模紧缩财政政策,改革福利制度,建立金融稳定机制,强化欧元区财政纪律和预算监管,以及出台振兴欧盟经济的“2020战略”等。目前看,这些措施已收到一定效果,欧元区及欧盟经济实现了缓慢复苏。当前,欧盟的反危机进程仍在持续。发行欧元区债券、建立常设金融稳定机制、修改《里斯本条约》以强化财政监管等经济治理措施都是当前欧盟重点讨论的问题。
在3月11日的欧元区国家峰会上,欧元区各国在法、德联合提出的“竞争力公约”的基础上,形成了“欧元区公约”,以进一步提升欧盟经济竞争力,包括提高退休年龄、统一企业税制、启用债务刹车机制等。欧元区国家还就扩大“欧盟金融稳定机制”的借贷规模达成共识,并同意欧盟永久性金融稳定机制将具有5000亿欧元的有效借贷能力,但具体细节还有待欧盟春季峰会确定。
从根本上看,克服危机的关键还是要靠经济增长,而欧盟经济要做到可持续发展,需处理好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福利制度改革、人口和移民、欧元区经济治理等问题,如未能有效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欧盟衰落恐将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