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回归自民党政权末期的外交轨道,在追求自主防卫力量建设、牵制中国崛起等方面,步伐越迈越大
日本民主党执政已逾一年。1月20日,首相菅直人首次发表外交政策演讲,题为《站在历史分水岭的日本外交》。菅直人在演讲中重新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只字未提“东亚共同体构想”,被日本媒体认为是意在与“鸠山路线”诀别。但菅直人未能提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外交政策,相反,回顾近期日本外交安保方面的动向,倒令人感觉日本正在回归自民党政权末期的外交轨道,在追求自主防卫力量建设、牵制中国崛起等方面,态度日趋明朗,步伐越迈越大。
鸠山政权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的尝试失败后,菅内阁开始大幅向加强日美同盟的方向回摆,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对美亦步亦趋。自民党执政末期以来日美间不协调的氛围似乎正在发生变化。1月初,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访美时,两国决定开始新的“共同战略目标”的制定协商工作,预计将会涉及朝鲜问题及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等内容。1月中旬美国防部长盖茨访问日本时表示,自2005年美日发布“共同战略目标”后,日美及世界局势已发生巨大变化,正是同盟升级的时机。盖茨还改变了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对日施压的态度,称新“共同战略目标”的制定不受基地问题解决进程的影响,这也是间接地对近期日本加强日美同盟的政策表示认可。
同时,日本以新《防卫计划大纲》的通过为契机,积极加强自主防卫力量建设。新《大纲》提出要建设机动防卫力,针对各种事态进行更有效的遏制和应对。但机动防卫力的界限在哪里,对其有何制约措施,新《大纲》均未予以说明,这为日本突破对其军事力量的限制提供了依据。近期日本政府提出要修改《周边事态法》,将自卫队向美军提供海上补给的地理范围从目前的日本领海扩大至公海。有关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讨论也在继续。
日本还着力推动日美韩等国安全合作,在亚太地区构建安全网。被视作是安倍政权时期价值观外交的持续。今年年初,日本政府提出要构建日美印三边对话的场合,共同对中国在印度洋的活动进行牵制。日本也有意延续日韩在“天安号”事件后联合对朝施压的态势,推动两国安全合作升级。1月11日,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访问韩国,两国决定就签订《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展开磋商。若协定得以签署,两国军事合作的层次将得到大幅提升,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和内容也将进一步扩大。
日本也投入相当精力来加强所谓的西南防御,牵制中国力量发展。去年中日钓鱼岛争端发生后,日本国内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要求防范中国军力发展、加强对钓鱼岛实际控制的声音增强。以此为契机,陆上自卫队在冲绳县与那国岛的驻军问题得到顺利推动,美国也不断明确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日美合作向中国施压的态势日益加强。此外,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加强海上保安厅执法权,引进千吨级高性能巡逻船等措施,加大对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活动的干扰力度。
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推进与其内外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日本国内整体右倾化趋势的加强为日本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在1月12日的一次演讲中,对朝野在安保主张上的趋同性表示了肯定,他说,“民主党在野时过于重视对自民党政权的攻击,提出了诸多无效率、不现实的主张。但当前,民主党与自民党等原执政党之间在安保问题上的认识实现了相当的一致,这是政权交替的效用之一。”而防卫部门在外交政策中的发言权也日益增强。去年1月,防卫相北泽任命原统合幕僚会议议长西元彻也担任防卫相辅佐官,强化了自卫队军官在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制定中的影响力。菅直人也于去年底首度任命防卫省出身的官员担任首相秘书官。防卫省还于今年初提出要新设一名事务次官级的“防卫审议官”,负责对外交涉,加强与美韩等国的合作。对此,小泽一郎在去年11月表示,日本存在政党政治崩溃,重走类似军部独裁的危险道路的可能性。
日本推动多边安全合作,与其对日美同盟在亚太地区所扮演角色的认识变化有所关联。金融危机后,美国力量衰落,并且近年来日美在对华政策、朝鲜半岛及东亚地区合作等问题上的立场分歧逐渐显现,同盟关系出现裂痕。日本加强多边安全合作,既有减小日美同盟弱化对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强自身安全的考虑,也意在通过合作来提升其政治军事地位,增加与美对等的资本。日本的此番举动虽得到了美国的赞同,但日本在东亚地区以所谓的价值观划线,人为拼凑小集团,不仅无益于地区国家间加深互信,也干扰了正在进行的东亚地区合作进程。
此外,长期以来,日本未能以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中国力量的发展,尽管近年来中日经济关系日趋紧密,各个层面的双边交流空前密切,但日本仍在外交安全政策上采取对华警惕防范的姿态,积极充当西方社会遏制中国崛起的马前卒。这种将中国发展与自身国家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若日本不能摆脱对华的既有偏见,中日两国的互信将受到日益削弱,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经贸交流进程也势必会出现不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