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融从业者，复仁平将家庭海外资产配比纳入考量因素。儿子出国读书的预算是1000万元人民币，一半留作凡凡从高中到大学的学费、生活费、社交费用等，另一半用于购置房产。
如今他和妻子年收入合计一百多万元，凡凡离初中毕业还有8年，在他看来，这个目标不难达到，这笔投入也很值得。他形容理想中凡凡未来生活的场景：“天空是蓝的，有阳光，脸上有善良的笑容。”
“房子和孩子，是城市中产最要害的利益关切，是这一阶层构成和身份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作者张之琪在澎湃新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阶层有特有的壮志雄心与不安全感，孩子是他们完成接力式向上流动的希望，就像人类学家项飚口中的“蜂鸟”，“在社会阶梯上继续攀升的机会渺茫，又急于巩固与下一阶层的边界，导致他们始终挣扎在一个‘悬浮’状态中，或许只有振动或者奋斗本身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满足。”（见张之琪：《小别离》引出中产教育焦虑：挣扎在“悬浮”状态的中产，澎湃新闻，2016年9月）
“危机感”，是复仁平对自己状态的描述，也是筹划下一代未来时的情绪底色：“一个是空气、水、环境带来的；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还有对国家规则的危机感，政策变化非常大，包括房产、教育资源、学区房……以后会不会变，会变成怎么样，不是你能预测的。”
如果可能，他希望孩子出国读书，而后移民。这与王华军和王艾的计划如出一辙。
但眼下，复仁平焦虑的还是“小升初”。儿子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妻子已经开始考虑民办小升初的升学率是多少，公办小学的升学率是多少，当中的百分比差额能够如何弥补。复仁平说，凡凡过几年估计会更辛苦。
他说：“
孩子你当然希望他快乐，但是你敢给他快乐的童年吗？不敢啊。给我一个别人的孩子我能这么培养，但自己的孩子，我不敢赌。我追求的是他走上那99%正常人的道路。还有1%（的人）要么沉沦，要么爆发，但你不敢赌这1%。”
王华军也说：“就是把孩子培养成正常人。”他给伊伊18岁前的教育投入预算是至少三百万元。
“正常人的标准是什么？”
“像我们一样，读了大学，有一份工作，有一份体面的收入，有自己的价值观，做人比较靠谱、比较善良，这些基础的要求，就行了。”
“工作和体面的收入，至少保持和你一样的水平吗？那也不算基础了。”
“让她不要变成一个例外吧，在我们正常的城市中产阶级，或者说白领这样。但是不能说变成……也不能说民工就不是正常人，但是另外一个阶层了。”
“希望全部寄托在教育上？”
“教育是普通人的晋级道路。不上好大学就有前途吗？这个比例太小了。比尔盖茨退学了，扎克伯格退学了，那你跟人家比什么呢？跟万里挑一的人去比，是把自己跟天才放在一个水平上了。我们还是好好当普通人吧。”
[责任编辑：郭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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