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不能以罚款强推垃圾分类

　　正在公开征集意见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提出，市民应按照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收集容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如不遵守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要求，拟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对于正处于垃圾围城困境的北京而言，垃圾分类意义之重大，不言自明。然而，以罚款来强制推行垃圾分类，这是否妥当？

　　在国外，从幼儿园起，就进行垃圾分类等环保教育，一个人从小时就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但国内，大部分人却从未接受过垃圾分类的训练，在相关教育没有完善之际，政府部门不反省自身工作不力，却一味责怪民众素质低下，毫不留情地对懵懂无知的民众给予处罚，于情于理都难说通。

　　何况，罚款未必一罚就灵，罚款管的是手脚，却不能管头脑，民众的环保意识，绝不是罚出来的。城管的执法力量再大，也不可能监控到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垃圾桶。从法律上，罚款的取证也是个大问题，你说人家扔，人家不承认，必然会争议不断。

　　以罚款促进垃圾分类，明显缺少操作性，难以实行；以罚款改变民众环保意识，更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这样的立法还是慎重为好。公众的文明素养不是一夜间就能改变的，与其迷信罚款，倒不如在公民教育上多下工夫。

　　可以注意到，现在一提到垃圾分类，往往总强调民众的义务，政府动辄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指导民众，“考核”民众。这样的互动无疑是单向的———政府确有权力督促民众展开垃圾分类，但反过来，民众难道没有监督政府垃圾分类工作的权利吗？

　　居民垃圾分类，这只不过是垃圾分类的第一环，垃圾分类回收后，垃圾的后续处理是不是也不折不扣实现了分类呢？众所周知，一直以来，北京市政部门的垃圾处理，采取的粗放管理，并未建立成环环相衔接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媒体曾报道，北京多个区的垃圾中转站均没有垃圾分选分类环节，收来的垃圾压缩、打包，然后直接就埋了，有市民坦言，垃圾被居民分类后，又被混在一起，这严重打击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现在许多人并不是不愿意垃圾分类，而是根本不相信垃圾分类，倘若垃圾分类只是“先分后混”的谎言，那么垃圾分类永远不可能深入人心。人们注意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对于市政垃圾“分类处理”环节的着墨并不多，对于处理环节缺乏强制性要求，这无疑远远不够。

　　相比压缩、打包、填埋的粗放处理，垃圾分类处理的成本是高昂的，那么，市政部门会不会出于部门利益，在垃圾分类处理上偷工减料甚至瞒天过海呢？这并非杞人忧天，据报道，通州八里桥南街小区，几年前曾有一台厨余垃圾处理机。该机器只使用了不到两年，就被束之高阁，后期费用(包括水电费、菌种费、保养费和人工分拣费等)太高是停用的主要原因。最近媒体还报道，北京有污水处理厂为节约污泥处理费，竟把污泥处理包给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则把有毒污泥直接倒入河床。显然，无论是垃圾还是污水处理，虽然它们打着环保的旗帜，但出于部门利益，它们都摆脱不了趋利的本性。

　　垃圾分类处理，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市政部门的良心自觉上，对此，需要建立起一套由民众充分参与的监督机制，包括市政垃圾处理的收支账目应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垃圾处理设施完全开放，环保团体和民众可以随时进入查看，由人大牵头，委托专业人士对垃圾处理工作的绩效作定期的评估等等。只有当民众同样掌握着垃圾分类处理“考核权”时，垃圾分类才能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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