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养老现状不容乐观：老有所养，如何养？

　　编者按：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孩子的教育决定中国的未来。实际上，另一个命题正在浮出水面——老人的命运承载中国的过去，与此同时，养老的紧迫性也同样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

　　年近六旬的赵良羚，把20多年来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养老院。可如今她多少有些遗憾，因为当自己需要养老时，北京还没有一家她“看得上”的养老院。

　　赵良羚现在是一家民办养老机构的顾问。从1986年起，她先后参与创办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并在五院院长任上退休。她见证了这些年中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前不久，她应邀参加“中欧社会论坛之养老战略国际高峰论坛”。论坛上，中国代表们发现自己发言时，来自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代表常常一脸茫然，双方交流起来“非常困难”。

　　赵良羚提醒大家，“这不是语言有障碍，而是现实有差距。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老人这头”的分量可不比“孩子那头”轻

　　中欧社会论坛举行的同期，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

　　这是我国首次公布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在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副会长、天津市鹤童老人福利协会副理事长方嘉珂看来，欧洲是在富裕后变老的，而中国是在刚刚富裕甚至还没富裕时，就已经老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作好准备”。

　　目前，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的床位总数只有266.2万张，仅为老年人口数的1.6%%。方嘉珂指出，即便是这个比例，也依赖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前几年甚至还不到1%%，只有0.8%%”。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介绍，基本养老服务主要是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按照惯用的计算方法，失能失智老人约占老人总数的10%%。床位数与老年人口数的比例，在欧洲的平均水平是5%%~6%%，在养老服务比较发达和完善的美国，则达到15%%。当然，在这些数字背后，还有相对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作为支撑。

　　目前，北京的这一比例接近3%%，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但实际上，城区的公办养老机构几乎全部满员，老人要想进入已非常困难。

　　天津的300多家养老院中，真正财政全额拨款的只有3家。方嘉珂介绍说，老人要想进这3家养老院，“得找人写条子，还得分条件，有身份、有钱、身体还得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得自带保姆。即便是这样，也还得等老长时间才住得进去”。

　　他情不自禁地感叹，现在大家都抱怨“入托难”，父母为孩子进公立幼儿园得排几天几夜的队。整个社会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孩子那头”，而少有人关注，老人要进公办养老院，常常需等上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其实老人这头，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呼吁。”方嘉珂强调道。

　　本需要“雪中送炭”，却总在“锦上添花”

　　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养老保险补助1326亿元，同比增长69.7%%。从这一增幅中，可以看出国家对养老的重视。与此同时，在养老机构的硬件建设上，国家也加大了投入。

　　不过在杨团看来，与当前我国社会养老所需要的资金相比，目前投入的资金不仅“非常有限”，而且还“投错了方向”，“好不容易有了点钱，却大都用来建豪华养老院了，这加剧了目前的紧张局面”。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阎青春在参加中欧社会论坛之前，刚检查了十几个省市“十一五规划”养老方面的执行情况。他发现，在谈及未来发展时，各地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建示范性养老机构。

　　“所谓示范，就是盖得越豪华越好。”杨团如此解读。她认为，应该用同样的钱，建一些硬件达到基本标准的养老院，这样才能最有效地增加床位。

　　方嘉珂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我们原本处于一个需要雪中送炭的阶段，人们却更愿意锦上添花。”

　　赵良羚则从自己的经验里，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政府修建示范性养老院，不仅很难有所谓的示范效应，而且还会因为收费不体现市场价格而“搞乱了市场”。

　　她担任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院长时，曾算过一笔账。以当时院里的条件，每张床位每月需收费2500元，但因为政府补贴，实际对外收费仅为1200元。即便是这个收费水平，当时很多人也难以承受。而条件与此相当的民办养老院，收费必须达到每月2500元才能维持运营。

　　如此一来，不少经济收入低、需要社会照顾的老人进不了公办养老院，有一定支付能力的老人，却进入示范性养老院享受了二次分配。同时，民办养老院则在公办养老院“不计成本”的价格面前，因为收费高而床位闲置，不仅得不到发展，甚至难以为继。

　　赵良羚现在经常进行反思，在她看来，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建设普惠型的养老院，满足底层人员的需求。

　　毕竟，中国目前的失能老人达940万，部分失能老人约为1894万。他们中的不少人，需要有一个去处。

　　方嘉珂在考察时曾看到过这样一幕。一所政府投资建设的高档老年公寓，由于收费比同档次的民办养老院甚至旅馆更便宜，某些家庭里有一个老人，儿女便和老人一起住进老年公寓，把自己家的房子出租。

　　“把集中的注意力和投资的重点方向瞄准在养老机构的建设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阎青春在论坛上明确指出。

　　他的话音未落，与会的意大利学者回应道：“这也是我们走过的弯路，意大利在1970年代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杨团等从事养老问题研究的学者，曾经向有关部门指出这个“误区”，也曾提出相关建议。但最终她看到，虽然中小城市养老床位的缺口更大，有关部门在去年和今年还是把大部分相关经费给了大城市。其中拿到钱的4个大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出要建豪华养老基地。对此杨团摇头叹息：“省里市里都是把养老基地和其他建设项目一样看待，作为政绩工程来搞的。”

　　阎青春在检查时，曾问各地官员，假如不建示范性养老机构，换一种投入方式，是不是可以带来成十倍甚至百倍的效益？令这位副主任不解的是，谁都不回答他的问题。

　　他只好把这归结为思维定式和部门利益在起作用。“部门利益在里面作祟时，肯定不可能使国家有限的养老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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