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传祥到小沈阳 中国劳模构成凸显社会变迁

　　沈鹤——一个在中国东北长大的二人转演员，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被辽宁省沈阳市总工会授予劳动模范称号。艺名“小沈阳”的他因年初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表演小品而迅速走红。

　　与英国十分流行的幽默剧集《小小英国人》中有着易装癖的主人公一样，“小沈阳”常常在舞台上头戴蝴蝶结、身穿花衬衣和裙子，以怪诞的表演逗乐观众。

　　虽然只是当选市级劳动模范，“小沈阳”引发的争议却不亚于篮球“小巨人”姚明当选国家级劳动模范所带来的热议。此前，对“小沈阳”表演形式艺术价值的讨论已持续了3个月。

　　支持者认为他和姚明、刘翔一样，都是不同领域的优秀代表，他的奋斗历程对青年人更有教育意义，更有网友称他是80后、90后的楷模。

　　沈阳市总工会经济部副部长聂广军则将评选理由归结为：“沈鹤用表演丰富了老百姓的业余生活，给老百姓带来快乐，对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但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指“小沈阳”没有承担足够的社会公益责任，而更多的人则担心，“小沈阳”男扮女装的舞台扮相颠覆了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劳模形象。

　　劳模身份的多样化反映了60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巨变。早期的劳模大多与工人阶级、无私忘我、爱岗奉献联系在一起，是那一代人眼中完美无缺的劳动者。

　　时传祥就是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典型。据说他从不请假休息，也难得和远在农村的妻子与孩子团聚。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他时，曾经握着他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两人握手的照片还被选入小学课本。

　　孟泰是另一个劳模典型。他曾不分白天黑夜、不知疲倦地把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废铁堆翻了个遍，收集了上千种材料和数十万个零部件建成了一个仓库，在原材料匮乏的年代节约了宝贵的资源。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指出，在上世纪一段时期，劳动是指单纯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体力劳动和阶级觉悟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贫苦的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有着很高的忠诚度。“从事越是苦、越是脏、越是累的体力劳动，就越能得到社会的推崇。”

　　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接受劳动改造的年代过去了。“劳模人员构成的变化体现了人们对劳动内涵认识的变化。脑力劳动者也加入了劳模的队伍，他们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周晓虹说。

　　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此同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以陈景润、袁隆平为代表的知识型劳模，他们的影响力甚至扩大到了海外。

　　而在姚明和30名私营企业主入选全国劳模的2005年，“无私奉献”已经不再是衡量劳模的关键指标，“对事业有突出贡献”成了评选的首要标准。

　　“在毛泽东时代，为国争光与追求个人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强调个人利益必然有损于国家利益。今天，这两者可以统一起来，姚明在NBA挣钱并不影响他为国争光，”周晓虹说，“对个人利益的肯定是时代的进步。”

　　今天，来自普通岗位的一线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农民仍然是劳模的核心构成人员，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形成榜样示范力量。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劳模离自己的距离比较遥远，对劳模的评选也不太感兴趣。

　　对于“小沈阳”的当选，刚刚被评为辽宁省特等劳模、做过清洁工人的夏志国认为无可厚非。“各行各业都应有自己的模范，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评判。他能让这么多老百姓快乐，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周晓虹则指出：“通过树立典型进行社会动员，进而开展社会建设，中国已经沿着这条道路走了60年。这种惯性的延续使我们现在仍需要评选劳模。‘小沈阳’的当选，可谓‘老瓶装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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