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教科书不准使用“武昌起义” 要说清楚！

台“教育部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召集人黄克武先生。(台湾《中国时报》资料图)

　　中国台湾网7月22日消息　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教科书不准使用“武昌起义”》。文章指出，针对日本占据中国台湾的历史，台当局“教育部”规定中学教科书只准用“日治”、不准用“日据”的做法，岛内舆论哗然。在台湾“教育部”修订的这个“2012课纲”中，规定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册中，不准使用“武昌起义”、只准使用“武昌起事”，其理由是：“武昌起事”是约定俗成的名词。回顾百年历史，站在不同立场，同一历史事件通常会被不一样地解释；但站在大陆时期的国民政府和现今台湾立场，说“武昌起事”约定俗成实在令人不解，这是不是“去中国化者”人的立场？用“去中国化者”鼻祖李登辉的话说，应该要“说清楚、讲明白”！

　　全文摘编如下：

　　台当局“教育部教科书审查委员会”不准岛内中学历史教科书使用“日据”，只准使用“日治”，近日成为媒体热烈讨论的新闻之一。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及当局“教育部”认为，在民主、多元、自由、包容的的台湾社会，“日治”、“日据”应该都可以使用。

　　这样的回应，或可取得“平衡”，但却有失台当局立场。因为由台当局审查通过才能发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不是学术著作，不能用“学术自由”的尺度检视。台当局审查通过的历史教科书，发行的版本可以“多元”，但立场则不能“多元”。日本文部省不准历史教科书使用“侵略”，只能用“进出”；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像唐太宗征伐高丽之类的用语，必须改为“侵略”，断不会“侵略”与“进出”、“征伐”与“侵略”可以自由采用。台湾“教育部”只准用“日治”，不准用“日据”或两者都可使用，是模糊了当局的立场，这不是学术观点的论争。

　　事实上，台湾“教育部教科书审查委员会”严审不准使用“日据”，是属于“台湾史”的部分。在整个“中国史”方面 ，则不准用“武昌起义”，只准用“武昌起事”，也是令人“拍案惊奇”的咄咄怪事。

　　本来在6年前民进党执政，杜正胜院士执掌台当局“教育部”时，对依据高中“2006课纲”所编的历史教科书，即不准用“武昌起义”，只准用“武昌起事”，媒体虽有报道，但随着政党轮替，也就不了了之。未料国民党执政的“教育部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对于刚刚修订的“2012课纲”所编教科书第三册现代史部分，使用“武昌起义”的词句，要求“必须修改”为“武昌起事”，“必须修改”的理由写道：“武昌起事”是“约定俗成”的名词。看到这个修改理由，能不令人兴起“今夕何夕”之叹。

　　其实，“武昌起义”与“武昌起事”的选择，也是“立场”问题。站在大陆时期国民政府立场与台湾当局立场，“武昌起义”的说法沿用了一百多年，真正是“约定俗成”，成为普遍使用的名词。采用“起事”应是清廷与“去中国化者”的立场。

　　1912年2月12日，清廷隆裕太后退位诏书称“民军起事”，是站在清廷的立场，民国既已建立，清帝既已退位，自不便称“起义”。而由满清遗老撰写的《清史稿》对“武昌起义”更称为“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所谓“谋乱”、“兵匪”都是站在清朝的立场，对起义者的称呼。台湾当局“教育部”只准用“武昌起事”，难道“审查委员”之中，有满清遗老混杂其中？

　　我们检视中文大小“字典”、“辞典”包括“教育部”网站上的《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也只有“武昌起义”这条词目，没有“武昌起事”一词。台“教育部”对“武昌起义”的解释：“清宣统三年辛亥（公元1911年）八月十九日（阳历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起义，各省响应，遂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如果台“教育部”只准用“武昌起事”，不准用“武昌起义”，那台湾的“教育部”网站上《国语辞典》也“必须修改”，顺应所谓“约定俗成”。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办人郭廷以先生，著有《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研院院近史所”印行）、《近代中国史纲》（台北晓园出版社）是近代史的权威著作，也都使用“武昌起义”，看不到“武昌起事”这类字眼。台“教育部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召集人黄克武先生，现任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是郭廷以先生的再传弟子，应该读过郭廷以先生的著作，为何主持学审大事，不准用“武昌起义”，只准用“武昌起事”，是否也该谨遵在台“去中国化”开山祖李登辉的话：“说清楚、讲明白”！(中国台湾网 何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