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两岸交流愈来愈紧密,民进党在新生的两岸议题上,不断暴露出无法提供两岸平台、无法提出替代方案的政策窘境,始终只有指责“卖台”、只有负面杯葛,迟迟无法展现出取而代之的“执政”能量。
第二个支柱,是代表弱势团体和社会运动的民意,包括工运、农运、环保、反核、人权、妇运等等,强调资源重分配和多元正义,对抗经济成长挂帅的国民党。
问题是,随着民进党的“执政”个案愈来愈多,选民也逐渐发现:国、民两党的社会福利分歧并不大,民进党其实也称不上“左翼政党”,甚至在陈水扁“执政”期间,部分政策向财团靠拢的程度,恐怕也不低于国民党。国、民两党的经济成长导向逐渐趋同,最后终于导致社运团体和民进党的分道扬镳。
第三个支柱,是民进党所标举的“清廉、勤政、爱乡土”价值,在陈水扁爆发贪腐丑闻之前,“绿色‘执政’、质量保证”也曾是民进党的最强有力诉求,尤其是1997年县市长选举,民进党还因此攻下空前的12席,绿色“执政”人口也首次超过台湾总人口七成。
但在陈水扁贪腐入狱之后,民进党又不敢对陈水扁“执政”8年做出正式的历史评价,又对许多有关陈水扁入狱的政治道德问题,始终模糊闪躲、语焉不详,例如陈水扁是否应该认错道歉?在陈水扁认错道歉之前,民进党是否应该争取其“特赦”?如果民进党要争取陈水扁保外就医,是否也该为其它6万受刑人同样争取保外就医人权?……
只要有关陈水扁入狱的政治道德问题无法得到解答,民进党想要标举“清廉‘执政’”作为主要的竞选诉求,效果就会大打折口,充其量只能在地方县市长得到好评,已经很难作为迈向高层“执政”的有力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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