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为恢复和建立两岸联系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中央陆续发布对台政策的时候，两岸要恢复联系，面临着大量的台胞台属落实政策的工作。文革期间，两岸交往被迫中断，在大陆的台胞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在文革中因“台湾关系”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对台工作面临着大量的落实政策工作。当时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连续开会，派人到福建、浙江等地调查研究，及时制定和下发了落实台胞台属政策的文件，为大量的冤假错案平反，逐一落实了政策。同时清理了一批不合时宜的影响他们入团、入党、入伍、入学和就业的规定。这些工作进行了三年。落实政策后，极大地调动了在大陆台胞台属的积极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逐步恢复了与台湾的联系。
1982年7月，发表了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希望国共两党“同捐前嫌”，“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并引用了鲁迅的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在此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解放前的犯罪行为的两次公告。解除了去台人员的顾虑，两岸人员往来的障碍被解除了。
——台湾被迫开放民众探亲，冲破了两岸隔绝的藩篱。
1987年11月，在蒋经国临终之前，台湾当局挡不住民众要求探亲的人道要求，被迫开放台湾民众来大陆探亲。大陆立即适应局势，成立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协调政府系统的边防、海关、交通、旅游等方面，全面接待如潮般的台湾探亲民众，使两岸大量人员往来步入了正规。这个局面没有前十年的大量工作基础是不可能出现的。
探亲潮的涌来，促使了两岸气氛缓和，使两岸人民“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有部分台胞在大陆已没有直系亲属，但他们仍坚持来大陆寻根，这说明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时代从大陆去台湾的人民，他们胼手胝足，繁衍生息，其后代都可以在祖国大陆找到他们的根。台胞至今称自己是“河洛郎”，就可以印证中原河洛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后经“福佬”、“客家”，迁到台湾，这个血脉相连的关系是割不断的。
两岸人民的往来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台湾当局解禁政策的原动力。为被迫适应形势，台湾当局不得不终止“动员戡乱条例”，修改若干禁行法规，“以民促官”的局面逐步形成。
两岸人民的往来在初期虽然是单向的，但使台湾各界人士认识了发展中的大陆，促进了经济、文化、新闻、科技、体育各方面的交流。徐璐、李永得两位台湾记者率先来大陆进行新闻交流，两岸解决了共同参加奥运会的问题，台湾工商界成百人组团来访，台湾的小说、剧作在大陆出版、演出都说明当时由两岸人员往来到各项交流，成为必然趋势。
——两岸交流衍生的事件步入了两岸谈判的里程。
大量的人员往来，两岸各项交流，一方面促进了两岸的沟通和理解，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衍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华航货机事件”、“千岛湖事件”、“遣返惨案”、“劫机事件”相继发生，由两岸人员往来衍生的查人转信、婚姻、继承、滞留和公证等问题相继突显。一些问题单靠各自立法、各自约束已不可能解决，形势的发展要求两岸坐下来见面商讨、进而谈判成为必然。
例如1986年的“两航谈判”。起因于台湾“华航”货机机长王锡爵要求定居而飞大陆，台湾方面要求送还飞机和其他机组人员，在台湾坚持官方不接触，只准许华航在业务性商谈性质下与中航进行商谈。两航驻香港的代表进行了4轮商谈，达成了在香港交接人机协议，签下“会议纪要”及交接程序的“附件”。
再如1990年的“金门商谈”。由于台湾方面遣返大陆人员不人道的做法，造成两次46条人命案，引起轩然大波。两岸为减少再度发生悲剧，需协商遣返合作规范。两岸红十字会组织在金门进行了两天的工作商谈，本着务实原则，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最终达成“金门协议”。
以上的商谈都是由授权的民间组织，为寻出相关事务性的解决方案，进行的不定期的商谈。“金门商谈”之后，台湾方面为回避官方接触，又不得不与大陆打交道，率先成立了“海基会”，一年之后，大陆方面成立了“海协会”，两会被媒体戏称为两岸官方授权的“白手套”开始握手。1993年的“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建立了制度化的沟通管道，开始了制度化的商谈。“两会”的建立，为在两岸搭建了有创意、有智慧的阶段性舞台，可以也应该演出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戏码。
[ 责任编辑：赵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