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上海副市长何许人？这三件大事都和他有关

　　新任上海市副市长，曾干了这三件大事。

　　官方刚刚发布消息显示，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许昆林调任上海市副市长。

　　从重罚三星、高通等企业，掀起反垄断风暴；到临危受命接管价格司，推动输配电价改革分走电网的“奶酪”；再到履新投资司稳住投资压舱石，并升任发改委副秘书长，这位福建籍官员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3月31日，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许昆林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掀起反垄断风暴：先罚三星 再罚高通 

　　在中国2008年颁布《反垄断法》时，许多人都认为这可能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

　　一方面，据欧美经验来看，从反垄断立法到第一个反垄断案件的间隔时间都在十余年左右；另一方面，虽然有商务部反垄断局和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但中国的反垄断执法案例并不多。

　　2011年7月，经中央编办批准，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更名为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编制增长超过一倍，设三个专门从事反价格垄断的处室。许昆林任反垄断局首任局长。这时距离他到任价格监督检查司不到两年。

　　2011年11月9日，这个反垄断领域的新机构披露了一个其正在调查的反垄断案件，令市场大为震惊。

　　震惊的第一个理由是此时距离《反垄断法》颁布还不到五年，远低于欧美“十年真空”的平均标准，第二个理由则是调查对象是两家电信巨头：中国电信和 中国联通 。

　　调查的内容是中国电信以过高价格变相拒绝与中国铁通交易；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实行价格歧视的问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电信和联通对于这一调查感到惊讶并也有反弹，但最终两家公司分别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承诺，表示将进行整改，消除涉嫌垄断行为的后果。

　　对于消费者而言，该调查的直接结果就是两家公司提高上网速率，降低单位带宽价格。此外，两家公司间互联互通质量有较大幅度提高。让外界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中国反垄断风暴的前奏。

　　2013年1月，国家发改委又对境外企业价格垄断开出首张罚单——韩国三星、LG，中国台湾地区奇美、友达等六家国际大型面板生产商，因垄断液晶面板价格，遭到国家发改委经济制裁3.53亿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反垄断案件的调查执法包括：发现线索、调查取证、研究处理、作出处罚等多个阶段，其中调查取证是最关键的，因为有些证据隐藏得比较深，而且涉案企业也会抵制检查，所以怎么能够顺利取到关键证据，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在上述案件中，国家发改委展现出了令人称道的战术——通过重压下的持续调查，让其中一家企业率先松动，主动到国家发改委担任“污点证人”。在该企业报告了其2001年到2006年间和其他5家液晶面板企业一起参与价格垄断的行为后，案件取得重大突破。

　　随后从茅台 五粮液 等国内高端白酒企业到雅培、美赞臣等“洋奶粉”；从奔驰奥迪等豪车到12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商，伴随着发改委反垄断执法的频频出击，反垄断在中国逐渐从“惊鸿一瞥”演变为执法常态。

　　作为执法部门的负责人，许昆林和涉案企业的博弈在高通一案中更是显露无遗。

　　2015年初，国家发改委对高通开出的罚单，这是高通在全球范围内首度遭到真正意义的处罚。而在此之前的十四个月间，许昆林和高通总裁Derek Aberle所分别领衔的团队共进行了九轮“正面交锋”。

　　在案件执法过程中，一些西方媒体更是以反垄断调查为由唱衰中国投资环境。中国欧盟商会也公开发布声明对中国反垄断部门调查执法程序与公正性提出质疑。

　　不过这一招似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面对外界压力，中国高层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反垄断调查依法进行，不针对任何企业。国家发改委也通过增加案件的透明度，获取各方理解。

　　2014年12月，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一行到访国家发改委。该机构在事后发布声明称，“对国家发展改革委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工作表示赞赏”，“期待相互理解，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高通最终也表示将向中国官方支付60.88亿元人民币（约合9.75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拿出系列整改措施，并表示“不会挑战发改委的决定”。

　　中国反垄断的局面引起外媒关注，路透社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是个足智多谋、机智精明的人。

　　资料图。时任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在北京表示，中国反垄断执法不是保护民族企业的工具，外界对中国反垄断“选择性执法”的质疑没有依据。中新社记者 杨可佳 摄

　　临危受命接掌价格司：推价格改革 动了动电网的奶酪 

　　2014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腐败案件引发各方关注。在国务院部署提速价格改革而价格司多人被带走调查的情况下，许昆林在2014年底成为价格司新掌门人。

　　在上任伊始，许昆林就承诺，将加快推进价格改革，最大限度地缩小政府定价范围，最大力度地改革和完善定价机制规则，减少政府直接制定价格水平，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开透明，使价格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他表示，对确需政府定价管理的极少数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格，价格司也将健全政府定价行为规则，强化成本监审，约束经营者成本不合理上升。

　　2015年4月，在经过多地试点后，国家发改委决定推广输配电价改革，改革锋芒直指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的电网。

　　一直以来，内地电网的收入都源于购电和售电的价格差。由于占据“发”、“输”、“配”、“售”这四个环节的咽喉位置，电网凭借着其垄断地位，对电力的价格施加影响。

　　许昆林强调，电网是网络型自然垄断企业，这个从跨区输电就可以看出来，“它会有压低上网电价的倾向，来扩大购销的差价”。与此同时，在购售电两头的价格均由官方确定的情况下，虽然电网的收入是确定的，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着投资、运营维护等成本，因此电网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并不明晰。一些企业也曾通过夸大成本的方式，来掩盖利润。

　　而此次改革后，电网的收入将由官方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确定下来，这意味着未来电力的“过路费”将被从黑箱中拉出，直接写上纸面。

　　伴随着官方直接监管电网企业的成本，一些不必要的投资被核减，一些成本费用也被要求降低，其效果就是改革后输配电价出现下降，用电成本也随之下调。

　　国家发改委此前曾披露，通过降低电价的努力，全国工商企业电费支出负担将降低470亿元左右。输配电价的改革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