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我们的故事

　　信仰铸就公仆本色

　　1956年，在党的八大召开之际，一位诗人写下了这样的感触：“不要忘山乡水村的那些母亲，不要忘一同睡过破炕席的兄弟，也不要忘缝缝补补的姐妹情谊，他们的烦恼和困难要多多深思。这是我们的本色也是我们的来历，把它像石碑一样刻在心里！人民，这就是共产党员的上帝，所有的上帝都比不上他那样神奇！”诗人能用美丽语言诠释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是因为有更多的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行动给他们提供了动人的素材。

　　1962年12月，焦裕禄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他一到任，就投入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势；临终前，他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他要看着群众把沙丘治好。“把人民装在心里”的著名公仆，还有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

　　离厦门不远，有一个绿树掩映的海岛——东山岛。岛上绿树成荫，气候宜人，有近21万人居住在这个方圆188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由于生态条件好，这里养殖的鲍鱼一直是周边市场上的畅销货。

　　【同期】村民祭拜谷文昌

　　在岛上，这样的祭拜活动每年清明都会举行，“先祭谷公，再祭祖宗”已经是东山人不成文的一个习俗。老百姓年年祭拜的这位谷公，就是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1950年，当谷文昌随解放军南下来到东山时，他看到的是风沙肆虐的景象。东山岛一年有大半时间刮6级以上大风，曾经有11个村庄被风沙掩埋，年年都有人外出逃荒。

　　【同期】原任谷文昌通讯员朱才茂：有一天下乡，看到凉亭那边一大堆人，穿的都是衣衫褴褛的，他就问你们要干啥？那些人说他们是山口人，每年太苦了，饿着肚子，北边在做普度，想到那边去乞讨。他听了以后，眼眶都红了。他说我是县长，共产党派我来这里，就是要使你们的生活好起来，不要乞讨，跟我回去。就这样开始谋划制服风沙。

　　谷文昌带领大家在东山岛风沙最严重的3个灾区种下了2万多株木麻黄。然而，一场倒春寒，刚刚种下的木麻黄几乎全部死掉，仅仅存活了9株。这个时候，谷文昌来到白城林地，把活下来的9株木麻黄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同期】东山县林业局原副局长林嫩惠：他满怀信心地对群众说，你们看不是还活了9株吗？有这9株，就有90株，就有900株、9000株。他指天发誓，我们要向沙滩宣战，不制服东山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到1964年，全县造林就已经达到82000亩，400多座小山丘和3万多亩荒沙滩基本完成了绿化，在194公里的海岸线筑起了“绿色长城”。荒芜的东山岛终于变成了美丽的绿岛。1981年谷文昌病逝后，当地群众把他的骨灰埋在了木麻黄掩映的东山岛上。每逢敬宗祭祖时节，老百姓都要首先祭奠这位为东山人民造福的共产党人。

　　在江西省莲花县玉壶山上，也有一座墓碑，老红军甘祖昌就长眠在这里。甘祖昌1927年参加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头部曾三次负重伤，1957年，已经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长、解放军少将的甘祖昌，主动要求辞去领导职务，带着全家回到了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务农。

　　【同期】莲花县党史办主任李谷城：组织上批准他到庐山，到什么地方去休养，他认为吃了人民的饭，不给人民做事，心里过不去。他就跟家里人说，他说我们这次回来不是回来当官，也不是回来做老爷、做地主，我们是回来种田。

　　回乡29年，甘祖昌和乡亲们一起修起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管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甘祖昌离职回乡，工资还保留着将军的待遇，这些钱用在集体生产和帮助贫困户的，有据可查的就达85000元，几乎占了他回乡29年全部工资的80％，而他对自己却总是省吃俭用。

　　【同期】甘祖昌妻子龚全珍：养猪全部卖给国家，那弟弟们很有意见，说每家每户过年都要杀个猪吃肉，可我们家里，在一起住了5年，没有杀过猪，弟弟们就觉得跟这个哥哥在一起，一点便宜也占不到，而且还吃亏，后来干脆就分家了。几兄弟分开了，跟儿子也分开了。

　　有人问甘祖昌：你有官不当，有福不享，有钱不花，到底图个啥？甘祖昌的回答是：“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1986年3月28日上午，躺在病床上的甘祖昌交待老伴：“下次领了工资，再买些化肥，送给贫困户。”这是他最后的心愿。当天中午，他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他一生征程万里，从不肯停下来歇歇脚步，留下的是淡泊名利、心系人民的公仆本色。做人民的公仆，是解读共产党人信仰最可宝贵的密码。信仰，是一种可以传递、可以倍增、可以扎根的力量，有了千千万万以生命践行信仰的带头人，跟随党的队伍必定会越走越长。

　　站在信仰的旗帜下

　　1955年10月8日，冲破重重阻碍，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而当时，他已经是名扬美国的空气动力学家。

　　【字幕】1955年10月1日 国庆阅兵式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制造出自己的汽车、飞机，部队使用的主要还是苏式装备，尖端武器的研制更是一张白纸。拥有自己的尖端武器，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需求。

　　【同期】钱学森生前采访资料：陈赓大将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时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归国后，钱学森开始主持导弹研发工作。在当时，他是唯一一位见过导弹的中国人。许多与导弹相关的术语，都是由他亲自翻译的。1959年11月12日，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他后来回忆说：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我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

　　当有人问起他的人生选择时，钱学森的回答是：“我为什么要选择中国？我的回答是因为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活力和成就，让信仰的旗帜更具魅力。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站在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之旗下面，这里不仅承载着他们的报国情怀，更承载着他们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58年入党的时候，已临近古稀之年，但他却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刚刚开始”。数学家华罗庚1958年就申请入党，当1979年获得批准时，他在一首词中表达出这样的心声：“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表彰的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中，有19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中有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一个。1958年8月的一天上午，当时身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的邓稼先，走进了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

　　【同期】邓稼先妻子许鹿希：那一天他回来比较晚，他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后来问他调哪儿去，他说不能说。我说调什么工作，做什么事，他说不能说。我说你给我一个信箱号码，我们通信，他说大概也不行。他说如果我能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价值，就是为它死也值得。

　　从那一天起，邓稼先在飞沙走石的戈壁滩核试验场，整整度过了8年的单身汉生活。在中国一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参加过32次，其中有15次都由他亲自现场指挥。1979年，一次空投核弹的试验出现故障，作为这次核弹试验签字负责人的邓稼先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到实地查看核弹具体情况。他竟用双手捧起了含有剧毒的碎弹片。在随后的一次住院检查中，邓稼先身体各项指标均不正常。

　　【同期】邓稼先妻子许鹿希：那次我就真急了，就跟邓稼先跺着脚跟他吵。我非常害怕他得肝癌，我说这种情况之下，你一定得休息一段，他不肯，很快就回去了。

　　1985年国庆节那天，在癌症扩散无法医治的时候，邓稼先提出的要求是去看看天安门。邓稼先临终前留下的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直到邓稼先去世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有这样一批国防科技专家默默奉献的故事。早在1959年，当中国决策研制原子弹后，一批科技专家突然消失了，在任何报道或学术会议中，都没有了他们的消息，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正是这些人，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不仅创造了“两弹一星”的科学奇迹，还创造了激励后人的“两弹一星”精神。

　　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信仰的旗帜上，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