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吴文锋
是轻松月入过万，还是接受救助返回原籍？白云机场的不少乞讨者选择了前者，他们像候鸟一样，每每送回原籍后再次返回机场乞讨。“候鸟”乞讨者层出不穷的新方式，让救助成为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花都区救助站和白云机场面临着新困境。他们希望政府可以参照地铁、火车站禁讨制度，立法在机场航站楼禁讨。
“瞎子”见到工作人员扭头就走
5月30日，花都区救助站站长符致发向车上的工作人员挥手告别，这辆车将开往韶关，工作人员将前几日救助的一名流浪少年护送回家。面对空空的救助站，老符心里担忧着20公里外的新白云机场，担心那群候鸟“乞丐”又回到了机场航站楼，不时打电话询问在航站楼巡逻的副站长潘英航。
老符是一名专业军人，对白云机场航站楼流浪人员的救助成为他经历过的最艰难“拉锯战”。31万平方米的新白云机场航站楼，是花都救助站工作人员新的救助场所。在这个人流量达到一天20万人次的地方，约30人长期在航站楼以乞讨为生，老符和同事们的救助对象就是他们。在这么大的区域巡逻，是非常考耐力的事情，老符说走了这么多次以后，站里的人都可以去跑马拉松了。
“这些人哪怕是帮他们买了回家的车票，趁工作人员不注意，很快就回来了。”当日，老符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花都区救助站副站长潘英航等4人在白云机场巡逻，远远见到了上月在救助站被家人接回的郎培坤，迅速跑了过去。
郎培坤，绰号“瞎子”，在行讨中伪装瞎子乞讨。见到工作人员赶来，郎培坤马上“恢复”了视力，扭头向人群里跑，一下子失去了踪影。“互相见面多了，都混得脸熟，他们见到我们都会躲。”老潘无奈的说道。
老潘介绍，在机场的流浪乞讨人员大多以此为生，以36个门各为地界，“占地为王仿佛丐帮”，而郎培坤就长期盘踞在出发厅7号门。他说，在白云机场乞讨为生的一般都是比较有经验，不仅有劳动能力，而且很多都是壮汉。
候鸟“乞丐”月入过万
“通常来说，我们的工作是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机场不一样，他们不希望我们帮。”花都区救助站长符致发说出了白云机场救助的难处。
符站长介绍，目前出现在广州新白云机场的这批流浪乞讨人员，大多数是旧机场的“常客”，并随着旧机场搬迁流动至此，部分人员在机场周边租房居住，“他们在机场候机楼对过往旅客强讨恶要，严重影响了广州市的国际大都市形象。虽然机场派出所、航管楼管理部曾多次对该处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疏导清理，但无论工作人员怎么劝导、怎么赶，他们都不理不睬，部分人的态度相当恶劣。”
可观的收入是吸引这些流浪乞讨人员在此“扎根”的一个重要原因。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些人在机场航站楼里更倾向在国际出发大厅里向国外旅客乞讨，而且国际航班起飞前的时间段较为集中。“按规定，国外游客是不能携带大量人民币出境的，部分国外旅客除了留下几张人民币作纪念，剩下的全部给上前乞讨的人。一天下来多的甚至能讨到几千块，月入过万的情况很正常。”
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大部分的乞讨人员都是租住在机场附近，或者乘坐地铁过来，或者共同乘坐面包车过来。“他们都拉着行李箱，衣着很光鲜，然后再换行李箱里的道具。”
5月30日，在白云机场，一名乞讨少年并不理会工作人员，并拒绝了救助，“这样挺好的，我不偷不抢，有吃有喝，我准备在这里过一辈子生活。”但他很快收起了乞讨的钱，跑向了地铁站。
“乞讨不是犯罪，只是影响形象。对很多人来说，乞讨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这里是中国南大门，情况不一样。”符致发说。
工作人员希望设禁讨区
“劝导不听、警告不怕、护送不走”，这是老符等人对机场航站楼乞讨人员的总结。
最近，花都区救助站联合航站楼制定了新方案，以“两点一线”为具体实施方法，“两点”是：一点是在出发厅8号门内设立流动救助服务点；另一点由救助站派遣救助车辆，在机场出发厅门口设置临时救助驻点。“一线”是发现了“整治”对象及时进行积极救助，直接送往花都民政局救助站，有部分人员直接护送回原籍。
在机场巡逻时遇到流浪乞讨人员，工作人员首先会亮明身份，一边拍照取证，一边耐心对其进行劝说。“做我们这一行的，除了要有爱心和耐心，还要磨得起嘴皮。”花都区救助站副站长老潘说，他们只能对乞讨人员进行劝导、教育，在对方自愿的情况下对其实行救助。“只能自愿的情况，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尴尬，我们用爱付出，但是对方不屑一顾。”
老潘讲到，工作人员经常遇到突发情况，“一次，一个老太婆装疯卖傻，对着工作人员撒尿。”老潘称，面对这样的情况，谁都不敢贸然上前。“万一是真的病了怎么办？被诬告成逼出病了怎么办？我们不能乱来硬来，只能采取柔性措施。”更有甚者，还有人“威胁”工作人员：“我知道你住在哪，你要小心。”
机场管理处经理徐勇军笑称，足球有“抢、逼、围”战术，工作人员在面对机场里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时候，采取“围、堵、跟”的方法。他解释，“围”是多名工作人员一起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劝说，“堵”是防止流浪乞讨人员向旅客进行乞讨，“跟”是人盯人，对方走到哪，工作人员跟到哪。
今年3月16到4月16日，共救助行乞人员多达50人次，精神病流浪人员8人次、“聋哑人员”9人，劝导离开的拾荒人员达34人次。但花都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之后的巡逻中发现，他们救助过的对象，包括已经护送回原籍的，大多会“重操旧业”。
徐勇军经理称，候机楼是个开放的场所，做不到不让人进来，工作人员也无法分辨乘客与非乘客，也就无法杜绝流浪乞讨人员进入，“候机楼有36个门，‘八通十达’。由于工作人员人手有限，对这些流浪乞讨人员根本就是防不胜防。”
在花都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眼里，他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他们建议立法或者订立相关规定，禁止在航站楼乞讨，对违反者作罚款处理或者移送司法机关，希望这样加强这道“最后的防线”。“有相关的立法，就像广州地铁和火车站一样，实施禁讨，我们执法起来就不会那么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