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3日，浙江省台州市一家企业新年第一个工作日，董事长携公司中高层领导在大门口鞠躬迎接员工上班。孙金标摄（资料图片）
新年伊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就有关“城市农民工社会地位转变”的尖锐话题，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2010年12月18日，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2010年学术前沿论坛”，论坛主题为“改革与当前社会发展的新问题”，主讲人均为京城知名教授和学者。其中，李强教授所作的《扩大中产阶层战略的核心环节——我国城市农民工地位转变的途径》的发言，引起人们对当前我国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如何向中产阶层上升与社会健康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层次思考。
作为社会学家，李强教授长期从事有关“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撰有《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等一系列著述，并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底层人群过大，威胁社会稳定
中国青年报：人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这似乎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身份称谓。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监测数据,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已接近2.3亿人。如此庞大的人群进入城市工作，却始终处在社会下层，一些城里人在他们面前总抱有或多或少的优越感，似乎已“集体默认”这种状态理所当然。作为社会学家，您为什么特别关注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问题？
李强：近些年，社会学界做了不少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如陆学艺教授的“十阶层理论”，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断裂论”，还有我提出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等。这些理论虽然观察视角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承认我国有一个巨大的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庞大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群体始终居于低位。任何社会，如果底层过于巨大，如果社会的多数人处在下层或中下层，对于社会稳定都是一种威胁。前一阶段，泰国的“红衫军”事件就从侧面告诉我们，底层巨大的社会，是随时潜伏着社会危机的。所以，怎样改变以中下层为主体的社会，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最大难题。
我国社会巨大中下层群体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迄今为止，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到全社会的55%，也就是说，农民群体是导致金字塔结构的主要原因。你刚才说的是2009年的数据，其实目前农民工人数超过2.6亿了。但是，研究证明，农民工即使进城打工，从事工业劳动，他们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明显变化。特别是在城市里，他们始终处在下层的位置上。这个问题如果引不起重视，肯定会影响中国社会改革深化的进程。
中国青年报：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辅助三农的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注重维护进城务工农民权益等。您觉得这些政策是否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李强：这些政策使农村、农民包括农民工的生活确实有所改善，对他们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不过，前段时间，《人民日报》有篇文章，显示城乡收入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而户籍、出身正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推手，“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篇文章引用了“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所以，今天的现实是：一方面，政府出台了很多帮助农民及农民工的政策；另一方面，社会运行的结果，却没有相应带来农民及农民工地位的提高，阶层间的差距在继续拉大。
中国青年报：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强：我先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分析一下地位较低阶层如何才能实现上升流动。历史经验证明，阶级、阶层地位的变迁，是难以靠别的社会阶层的帮助实现的。帮助农民阶级改变地位，毛泽东的实验进行得最为气势磅礴，但是，60多年过去了，今天看来，我国农民的经济收入还是低的。“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的实验，也均告失败。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多年的经验教训、进而上溯清帝逊位以来的百年历史，证明了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渐进的过程，采取骤然变化、超常规改变的方式，社会地位结构短时间变了，长时间又复原了。而在社会按照常规运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对于法治、法规大体认同的条件下，社会地位的变化，是社会各阶层在制度体系内博弈的结果。今日中国，参与博弈的因素有：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权力的作用、金钱的作用、单位的作用、关系的作用、平民的抗争（如信访等），以及包括网络呼声在内的舆论作用等等。
[责任编辑：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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