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社会一定要避免存在“没有机会的群体”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弱势的农民工该怎样进行博弈，提升社会地位呢？
李强：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各阶层自身的力量，这包括各个阶层的优势因素和劣势因素。当然，所谓优势、劣势情况也很复杂，不是绝对的。比如有些群体有钱有势，以为博弈必胜，但结果是大多数公众对这样的群体反而产生了“社会抵触”……所以，人数也是重要优势，平民显然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
在社会按常规运行的博弈中，制度安排对结果最为关键。如果制度安排含有对某些群体的利益倾斜，博弈结果也往往会有这种倾向。公正的制度安排，其核心原则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当然，任何社会都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实现地位上升，地位变迁的结果，总会是有人上升了，有人下降了。但是，正常的社会一定要避免存在“没有机会的群体”。
现在，让我们看看，农民工这个阶层，在正常的社会博弈中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首先，农民工是我国各个劳动力群体中，最具年龄优势的群体。他们年轻，精力旺盛。2007年我曾在全国9个省（包括直辖市）进行了一项对于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调查，发现农民工中年龄在17岁～45岁的，占到了88%。
这样有活力的劳动群体，在经济中的贡献如何呢？通过数据分析，我发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GDP，与农业流动劳动力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农民工的流入比例，与该地区人均GDP的相关性最强，高达0.76。这说明，农民工对各省级行政区人均GDP的社会贡献最大。
既然农民工年龄有优势，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又巨大，为什么他们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却处于劣势？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思考现有制度安排中的问题了。
中国青年报：一般人通常以为，农民工社会地位难以提升，因为这个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在您看来，有什么更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吗？
李强：社会学常讲“三元分层”，认为人的社会地位是由财产、权力和声望三元因素决定。其实，这种分层视角有很大缺陷。在我国，如果仅仅通过三元分层模式来阐释社会地位，就漏掉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因素，比如户籍身份。户籍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地位体系，在实际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再比如家庭出身。尽管我们一再抨击“血统论”，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很看重一个人的出身，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自称高干家庭出身的骗子屡屡得手的原因。
公正的制度，是每个人都有竞争和上升流动的机会。而不公正的制度，则是上升机会向某些社会成员倾斜，而对另一些社会成员构成歧视。农民工群体平均受教育程度低，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技能低，也不等于社会对这些技能的需求低，更不等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应该低。我认为，目前我国制度安排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没有为农民工具有的技术优势设计出良好的上升通道。我称此为“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这个“断裂”造成的直接社会后果，就是对各地GDP贡献巨大的农民工，却总体处在“有技术无地位”的社会劣势位置，这正是我特别想强调的观点。
我曾经用调研数据证明农民工的技术优势，在统计学意义上证明了他们的劳动和中国发展的相关性最强。其实，即使没有这些数据，我们有目共睹的数不胜数的高楼大厦，“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以及各地成千上万的工程建设，数以亿计的各类产品，都能证明农民工的劳动是有技术含量的，被我们称作“农民工”的很多人，其实应该属于“高级技术工人”。
但是，上述这些项目都是“集体成果”，其技术地位含量怎样落实到个人身上呢？这样我们就要分析，个人是怎样获得技术地位的。譬如，我们问一个人为什么被认为是专家，人们会说看他的技术职称啊：高级工程师、高级编审、主任医师、教授、讲师等等，最高级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甚至“两院院士”。总之，只有得到了社会制度的认可，一个人才可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一个社会的“专业技术证书制度”。
在我国，农民工与“专业技术证书制度”的关系是什么呢？从形式上看，政府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各地的人力资源机构颁发“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共分五级，涉及各个行业。但是，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工，都没有获得过这种“职业资格证书”。这就不能不反思我们的专业技术证书制度本身了。在经济发展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明明完成了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劳动，但却基本上没有获得被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证书，难以进入中产阶层的队伍之中。
农民工这种有技术无地位的“地位上升滞后现象”，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从我国的社会结构看，迄今最大的问题是“中层欠缺”，下层巨大。如何使有专业技术、技能的农民工，通过成为“高级技术工人”这一环节，上升到社会中间阶层的位置上，是我们国家的决策者亟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责任编辑：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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