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能部门推诿扯皮，不为群众办实事”，这是信访量增加和越级信访的根本原因。少数基层领导“谈信访色变”，甚至千方百计阻挠、压制信访，这说明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素质十分关键
“不要将维权者当成维稳对象”“不要对信访人有观念上的歧视”“要真正做到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
全国信访局长轮训：改变“观念”最关键
曾几何时，信访干部被形容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为破解这种尴尬局面，国家信访局准备花两年时间把全国地级市和重点县的信访局长都轮训一遍，今年的指标是600名，分5至6批进行。来自基层的信访局长将重点学习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等4个方面的内容。
日前，约120名地级市和县级信访局长在北京接受了为期一周的集训。此轮培训旨在提高一线信访干部队伍执行法律政策能力、开展群众工作能力、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做到“一旦有事，在第一时间把矛盾问题解决在第一现场”。
据信访系统权威人士透露，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信访工作处于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线，而大量信访事件又都发生在基层，因此对基层信访局长的轮训就变得非常迫切。
信访被公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除法律以外的又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种比较直接的利益表达形式。但由于信访的信息一般要经过信访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筛选，然后递交给有关领导、有关机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间接的利益表达方式。
《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此轮信访局长轮训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但多年来信访量的递增绝非信访部门一家所致，科学信访体系的构建有赖于职能部门相互协作。
信访问题的化解面临的最大难点就是少数“职能部门推诿扯皮，不为群众办实事”
对于北京律师王立堂来说，信访是和吃饭一样平常的事。
由于常年和所住小区内各种不正常现象较劲，王立堂至今已经挨了三顿打。
王立堂说，他所住的小区属于回迁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开发商的一个亲戚就住在自己楼上。
“他既不是北京户口也不是拆迁户，凭什么能购买这个小区的房子？”此后，王立堂开始不断地四处检举揭发。不久，他就被两个陌生人堵在电梯里打了一顿。后经医院检查，三根肋骨被打折。
此前，由于向开发商讨要公共维修基金，王立堂也曾遭到殴打，行凶的人被有关部门确认为开发商下属工作人员。
在被打成重伤之后，王立堂坚称，此次被打仍系开发商指使所为，并要求调出监控录像核实，但有关人员拒绝出具监控录像。而这家小区内的其他居民告诉记者，小区监控录像确系24小时开启。
为讨要说法，王立堂开始了漫长的信访之路。据他自己说，信访次数“不下一百次”，一些信访人员对他非常熟悉，每次接待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王”，每次信访结束后都热情地将他送至门口，但事情一直没有一个明确说法。
在区政府部门举办的公开接待日中，王立堂有幸见到了区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在听完王立堂介绍后，这位负责人承诺，为了确保解决王立堂的问题，指定公安局一位负责人为王立堂的信访代理人。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王立堂仅见过自己的信访代理人一面，事情至今仍然没有解决。
老信访工作者毛玉树(化名)在听完王立堂的经历后，直截了当地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信访问题的化解面临的最大难点就是“职能部门推诿扯皮，不为群众办实事”。他认为，这是信访量增加和越级信访的根本原因。如果真的能够贯彻“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问题就能解决在基层和职能部门，信访量就不会增加。很多问题是在基层没有得到解决，群众才会越级信访。
来自河南省新乡市的一位街道办党委副书记证实了这个说法。这位副书记承认，他也知道有些信访案件有冤情，但“无能为力”。
信访工作并非信访部门一家的事。毛玉树说：“信访工作是领导的工作，而不是信访部门的工作。信访部门是代表领导接待和处理群众的信访，将群众反映的情况及时整理后报告给政府。各级领导提出处理意见，信访部门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就可以和有关职能部门协商，共同研究解决的办法。”
从《信访条例》的规定来看，相关机制是完善的，但在具体执行当中出现了截访、“花钱买稳定”等现象
尽管信访并非信访部门一家的事，但信访部门自身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北京一家银行的职员向《法制日报》记者描述她眼中的信访部门，“在我们单位旁边，有一条胡同，胡同的尽头是扇很破的门，旁边挂了个很不起眼的牌子，那天我仔细一看才发现上面写着‘某某信访局’”。
“信访局弄成这样是不是故意让人找不到啊？”这名职员向记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一向认为群众举报是反腐重要途径的著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对信访部门的现状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现在已经收到了大量的举报信，可以拿麻袋装了。我是一个学者，只是因为研究反腐败就收到了大量的举报信，这说明什么？群众举报的途径不通畅。”林喆说。
林喆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由于举报群众文化知识有限，在信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制定详细的信访手册，对于信访的流程、应该准备的材料甚至是乘车的路线这样的问题都应该予以详细说明。
作为规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也是规范信访人行为的《信访条例》，实施至今已满5年，多位受访人士的评价均是，“成绩与问题同在”。
“2003年曾出现过信访洪峰，人们维权的状况堪忧。2005年《信访条例》制定施行以后，信访出现了稳中有降的局面，越级信访等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各级政府强调把问题解决在源头，依靠基层来解决问题，依靠法制来解决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但《信访条例》实施以来，缺陷也是客观存在的。据杨建顺介绍，从《信访条例》的规定来看，相关机制是完善的，但在具体执行当中出现了截访等现象，这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是导致矛盾激化和损害稳定的隐患。此外，现在也存在大量的“花钱买稳定”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杨建顺说，譬如现在的领导大接访，遇到领导过问就能得到解决，遇不到领导过问就无法得到解决，尚没有形成一种常态的机制。
信访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对于群众信访有这样一种理念———有理推定，即认定群众信访是有道理的
对于此次信访局长的轮训，王立堂充满了期待。他告诉记者，每个老信访者的背后必定存在支持其不断信访的原因，“希望有关部门将信访者看成是自身权益的维护者而不是维稳的对象”。
林喆曾数次参与国家信访局内部会议，她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此轮信访局长轮训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目前基层信访负责人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地方搞得不好有的地方搞得很好。此次轮训可以对各地的先进经验进行集中推广，有益于提高信访局长的理论水平。”
林喆曾就信访工作到地方调研，她认为，信访工作的一大问题就是理念。“在信访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当地干部对我讲，他对于群众信访的基本态度就是：第一，有理推定，即认定群众信访是有道理的；第二，能办承诺，即承诺群众信访的问题要予以解决”。
“在当前新形势下，信访工作无论是理论还是方式方法，都需要有一个大的提升。”林喆说。
杨建顺也认为，《信访条例》实施之后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工作人员的素质不到位有很大关系。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信访工作已经制定了很多的标准、程序，但现在还是有少数基层领导“谈信访色变”，甚至千方百计阻挠、压制信访，这说明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素质十分关键。
“这次的轮训是一次队伍建设。”杨建顺说，信访工作的能力水平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信访工作中的领导的观念，对于信访状况的判断、把握和处理。在处理信访时真正做到“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让信访起到作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的作用，不要对信访人有观念上的歧视”，这些观念的树立非常重要。
对于未来信访体系的构建，杨建顺认为，行政信访应对体系的关键在于观念的建立。各个职能部门应认真负责地履行信访工作的职能，建立四通八达、各领域相互协调的体系。具体来说，信访部门将收集到的信访者的信息传递给各个部门，各个职能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责来完成相应的职务职责，然后各个职能部门将自己完成的职责反馈给信访部门。惟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一种协调政府救济、社会救济、民间互助救济，并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纳入其中的科学的信访应对体系。(记者 杜晓 见习记者 任雪）
[责任编辑：孙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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