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福建东南网，原文于2012年11月13日刊发
近来，中日钓鱼岛争端引起人们的关注，香港、台湾的保钓人士纷纷参与其中。其实，早在42年前，即1970年9月2日，台湾《中国时报》就曾派出4个人的记者团，前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访、升旗、宣示主权，由此拉开了华人保钓运动的序幕，台湾成为两岸三地保钓运动的发源地。四十年来，台湾保钓运动不断发展壮大。日前，记者采访当事人，掀开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
准备
精挑细选登岛人
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位于东海大陆架，距离台湾基隆港约186公里、琉球群岛石垣岛约170公里，面积4.3838平方公里，无人居住。1970年8月，美国驻日本使馆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准备在一年后将钓鱼岛与琉球群岛一起交还给日本。在美国表态后，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公开声称：“尖阁群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
此话一出，钓鱼岛随即成为国际焦点。保钓运动开始在台湾大学传开，台湾大学生举行保钓示威，抗议美国将钓鱼岛“转交”日本。蒋经国特派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处理学生保钓事务，当时马英九就读于台大法律系，也是积极的保钓分子。
《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考量各种情势后，决定派记者登岛采访，对外界介绍钓鱼岛真实情况。报社指派宇业荧、姚琢奇、刘永宁、蔡笃胜，租用专船前往实地采访。
在台湾戒严的年代，台湾警备总部严格管制渔船出海的情况下，《中国时报》特派记者团如何成功租用“采访船”执行出海登岛的采访计划？
当年参与登岛采访、并负责摄影的姚琢奇回忆说，当年《中国时报》基隆特派记者蔡笃胜，适时发挥了驻地记者“地利人和”的关键作用。蔡笃胜因熟悉租用渔船与出海手续，透过他的联系安排，采访组顺利租得水试所的“海宪号”远洋渔船。但当时对出入海防的管理部门只说，《中国时报》记者将随船采访水试所的捕捞作业，因为钓鱼岛周边是台湾渔民传统捕捞水域，据当时统计，靠钓鱼岛渔场谋生的渔船，每年渔季从苏澳、基隆、贡寮、野柳去的最少有3000艘，所以也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特别关注。王德泉船长在此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协助。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中国时报》在考虑登岛人员时可谓精挑细选。当时《中国时报》的社会组召集人陆珍年回忆起当年的情况颇多感慨。他说，自己原本想亲自带队登岛，但董事长余纪忠思考再三，最后决定用社会组的宇业荧替换他，他为此郁闷了好久，后来余纪忠告诉他，是担心竖旗之行有两个“暗礁”非常危险，一个是“外交部”，一个是“警备总部”，担心这两个部门会“找麻烦”，因此派出去的记者，背景要经得起过滤。当年，安排这类采访敏感度很高，因此参加者的身份背景成为报馆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据悉，宇业荧曾就读南京遗族学校，是宋美龄呵护下长大的抗日烈士家属。台湾当局有关部门从不怀疑这种特殊背景的子弟会有政治问题；刘永宁是有名的写作好手，下笔很快，当年登岛归来刊登的《钓鱼台列岛奇观》都是他的手笔，其父是资深“立委”，所以有关部门也不敢轻易动他；姚琢奇出身青年军，家人与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张宝树非常熟识。
登岛
成功升起旗帜
姚琢奇回忆说，一切准备妥当后，1970年9月1日下午，记者团搭乘船只从基隆启航。9月2日清晨他们抵达钓鱼岛，9时30分成功登岛，升起“青天白日旗”。当时参与升旗的人，除了4名记者外，还包括“海宪”号船长王德泉、轮机长王锦田等人。几人还用预先准备好的油漆，在钓鱼岛礁盘上写下“蒋总统万岁”5个大字。这5个大字后来帮了他们大忙。他们原计划在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黄尾屿4个主岛登陆。因气候恶劣，被迫放弃。但在绕岛巡礼过程中，发现了台湾人在岛上建设的相关遗迹。
《中国时报》记者登上钓鱼岛插上旗帜的行动，与当年台湾当局低调处理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审慎立场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度。姚琢奇回忆说，9月4日事件见报后，时任台“外交部长”的沈昌焕一大早就拿着报纸向蒋介石告状，批评《中国时报》冲过头，对日“外交”可能有麻烦。但蒋介石看到钓鱼岛照片上有“蒋总统万岁”5个字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他们也是爱台湾的表现啊！”警备总部在获悉蒋介石的评价之后，也未敢再追究下去。如今这4人中，宇业荧和蔡笃胜已去世，刘永宁移民美国，仅有姚琢奇还在台湾，目前担任由各媒体军事记者组成的“军事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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