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网4月12日消息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军宪兵司令部，台“刑事局”、“海巡署”等单位因办案需要，得经地方检察机关向法院申请监听。但台“监察院”调查发现，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监听案，执行单位在结案后，未依规定告知被监听人。
根据台湾有关规定，执行监听单位在结案后，必须通知被监听人，以维护“秘密通讯自由”。被监听人如自认监听行为侵害人权，也可提起行政救济。但“监察委员”余腾芳指出，去年台“监察院”启动调查时，2007年起台湾超过3000件的监听案中，有26%事后未依规定通知被监听人，严重侵害人权。事后才在台“监察院”要求下进行补通知。
“监察委员”余腾芳、叶耀鹏认为，执行监听后告知当事人曾遭监听，有避免浮滥监听及维护人权的重要意义，台湾各地检署未严格执行，显有疏失，昨天提案纠正台当局“法务部”。 但余腾芳也表示，调查结果并未发现当局有违规通讯监察情况。
台当局“法务部政务次长”陈守煌表示，将要求各地检署确实检讨改进，并依规定考核。陈守煌表示，通讯自由是基本权利，监听作业结束未通知当事人，严重影响人权，台当局“法务部”及检察机关会确实检讨改进。
据报道，事实上，台湾检察官及司法警察很难预期从事贪渎、白领犯罪的当事人会在电话中联系、商议犯罪事宜，再加上目前手机使用的便利性、通话费率便宜等因素，一个人拥有数部手机极为普遍，所以靠监听侦办贪渎案、白领犯罪有其困难度，因此才会出现如“监委”质疑监听后起诉率不高的情况。 （中国台湾网 田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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