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78年，对这一世代出生的台湾人来说，面对大陆的情感是复杂的。我们在台湾内部经历从威权到开放的特殊年代，以及大陆从开放到富强的过程。记得小学毕业时，我在每一位同学的纪念册留言最后都署名“共产党”，被老师找去谈话，我已想不起来当时为何要这么做，但对照今日定居北京生活、工作的情形，现在想来这一特殊的因缘，更觉有趣。前些年回去参加同学会，同学还会戏称：“平常是不是都在吃香蕉皮过日子？”近年回去，老同学们只会愁容满面地问：“你们在那里是不是都赚很多钱？”两岸优势反转，我在2004年来京时已看到这必然出现的未来。
为何选择来大陆求学？我发现我的理由和现在的台湾学生(台生)们不太一样。当时，我们更多的是在理性与感性中纠结着，2004年时，大陆薪资还不高，来这里学习的台湾人很少是为了赚大钱而来，但如果坦白说我是因为北京城很大才来，好像又太凸显我的浅薄。
记得2002年第一次到北京时，被北京宽大的马路、巨大的街廓、象征平等与尊严的使馆区给震慑住，在一个我已记不得的路口，一个路牌似的标志写着“往乌鲁木齐3000公里”，这是一种不同于台湾秀气、精致的尺度，也是台湾人不曾接触过的空间概念，平日与同学们笑谈中的“祖国”，真真实实以数十倍大的尺度展现在我的眼前。来到这里，我感受到了对世界的“参与感”，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说我们这一代台湾人来大陆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在当时不会有人抱这个理由，至少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为追求一分理想与情感。
这几年在大陆学习、生活与工作，我不断砥砺自己要“学会与竞争相处”，这也突显出两岸人民在生活环境与社会价值观上存在的差异。我在念博士时，有一次班上要报优秀奖学金的申请名单，我事后才辗转得知这个消息，所以名单上当然没有我的名字，当时心中浮现各种可能的原因，诸如资源竞争、制度规定等。多年过去，当我对这个社会愈了解，我愈相信是资源竞争所致。两岸社会环境最大的差异在于社会内部的竞争强度，它反映到学校这个社会的缩影之中。在人大，教室在距早上第一堂课还有十分钟时就已座无虚席；在台湾，早上第一堂课开始后半小时，教室通常只坐满一半。我本来以为是人大规定学生要早到，后来才发现同学们都是自发的。教室座位中，人大的同学们喜欢抢前排的座位；在台湾，教室的VIP座位是最后三排。也因为竞争，大陆学生(陆生)的学习态度比台生更为积极认真，而且陆生也都充分把握每次课堂上口语表达的机会。
在人大任教后，派作业时经常会被学生问，作业要写到什么程度？当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有些不知所措，之后知道我需要回答他们：“你需要自己决定，同时，这问题应该要问你的同学，他们会做到多好？”我一度不知所措的原因，是因为在台湾，学生会自己决定要做到什么程度，而这也突显出台生相对更知道自己“要什么”。两岸学生最终反映出来的特质也因此存在差异，当竞争不是主要目的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会较为和谐，同时也更有时间思考自己“要什么”，台生的“人文素养”与“创新力”，正是陆生缺乏的优势。在面对无时不在的竞争时，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我认为是在大陆学习与工作的每个人都应该去认真思考的问题。
常有关心我的朋友问我，未来还回不回台湾工作。当然，我珍惜台湾的生活记忆，但是，我更舍不得错过这里快速变化的人、事、物与社会、经济进步的过程，想要更了解人民对政府领导和政策高度支持的背后原因与社会优势，等我学够了，我想把我学到的、认识到的东西带回台湾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施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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