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先生
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经历了一场不堪回首的“白色恐怖”时代。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大肆捕杀在台潜伏的共产党员，据不完全统计，“白色恐怖”期间，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有上千人之多。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缓和，这段被忽略的历史在有识之士的推动和努力下，终于进入了大陆人民的视野，更多历史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
李坤龙，台湾云林人，现任“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当年“白色恐怖”的罹难者家属。他的父亲于1952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当时他年仅4个月。李坤龙深知失去家人的痛苦，2005年起，在另一位受难者后人郭素贞的提议下，李坤龙开始义务收集所有政治罹难者的档案。为了能让这些当年为了信仰和理想失去生命的年轻人遗灵重返家乡，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做了大量收集工作，目前已整理出1300多案、涉及5500多罹难者的档案。
9月28日，李坤龙先生来到北京走进环球网，接受了环球网视频和环球网台海频道的专访，为网友解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
什么是所谓“白色恐怖”？ 究竟有多少人牺牲在国民党当局的屠杀之下？
李坤龙对环球网记者说，很简单地讲，“台湾白色恐怖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利用了他权势的末梢神经对于百姓欺压的一种行为”。国民党所谓的“末梢神经”，我指的是它的情报单位，情报局、调查局、警察局等。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就是透过这样的单位来执行对老百姓的各方面监控，这种行为在台湾被称为“白色恐怖”。
那段“白色恐怖”的历史不堪回首，有大量的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遭到牵连，那么究竟有多少人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审判并被杀害？李坤龙对此表示，我所经手或听到的，“倒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但相对来说，“有5000多人确定当时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受到了政治上的裁判”，这当中有的是没有真正投入革命斗争，只是参加读书会而被迫害的台湾人，当然也有一些从祖国大陆派到台湾去执行工作而牺牲的，这些人就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牺牲的烈士”。根据我的调查，这个比例大约是45：55。
国民党特务分子“无所不在”在上学和生活中遭遇到种种不公和监视
谈到这里李坤龙的情绪有些激动，他表示，当然是有一些(歧视)，“罹难者家属都同样受过或多或少的迫害”，这是在所难免的，我在上小学到初中这个年龄段，那时候国民党对保密防谍宣传得如火如荼，上学、放学途中同学会朝你扔石头，说你是“匪谍”的儿子，难免会跟同学之间起冲突，打完架回到家里还不敢向妈妈说，因为妈妈也会伤心。
李坤龙接着回忆道，我当兵时几乎没站过卫兵，是一个文书官，从父亲的资料掀开以后我就要卸下我的职务，“所有的都卸下来”，开始站卫兵。我总记得当时有首歌，《月儿像玲珑》，当兵的望着月亮，怎么看都觉得不像玲珑，那时候真的，怎么说呢……真的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李坤龙说，当完兵回来就业不到10天，国民党的情知单位就来了，来了以后问你，“平常看哪些书？”“您当兵那段时间闲暇之余做些什么事？”不仅如此，还让我写下“10位最好的亲朋好友”。
我当时心里头一想，“糟糕！这一写，这10位肯定要被调查”，但不得不写，“我还是写了”。我们知道有这样的背景，“国民党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放过我”。李坤龙无奈的叙述着当时的心理独白。
当环球网记者问到国民党当局是什么时候起解除了对他的监视时，李坤龙回忆着说，“不记得哪一年了”，好象也是在解严之前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当时国民党当局派了人来，对我说，“李坤龙，以后你想做什么事，你就做吧，以后不再监视你了。”我觉得心里很难过，“今天你大可不必大费周章跟我谈这些，如果你真的放过我的话，你就不应该来了”。
接着，李坤龙向环球网记者回忆起了九十年代初期的一段经历，“我当时在公司服务，奉派到印尼，有一年复活节，公司叫我回台湾。因为复活节的关系。我买不到机票，所以只好分段走，到了香港住了两个晚上辗转才回台湾。因为行程上经过香港，当时香港对于台湾是极端敏感的地带，所以回去就被约谈了”。
“李坤龙这两天你上哪儿去了？”“见过谁了？”那些场景、那些质疑对李坤龙来说依然历历在目。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李坤龙说到，“我无形中感觉到国民党特务分子真的是无所不在”。
有种使命感 看到大陆受难者眼泪自然流下来
李坤龙从05年开始做白色恐怖时期罹难者的搜寻、资料整理，以及对家属的联络工作。
“起源是因为母亲病得很重”，李坤龙说，我总觉得她一直没有把父亲放下，我也想在母亲闭上眼睛之前给老人家一个交代，所以那时候我开始想去寻访父亲的足迹，没有想到母亲来不及了，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在想，父亲在中弹前一秒，前五秒甚至于五分钟，想的是祖国还是即将留下的孤儿寡母？他是不是在中弹之前曾经喊过我的名字？“其实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李坤龙举了一个例子说，母亲过世之后，我才把父亲的经历做了一个整理，之后我参加了处理协会，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些烈士的照片放到秋季展会上做展示，让会员阅览，会里面有很多类似我这样的人，“眼睛来不及睁开，父亲就已经不在了”。在做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始终把父亲的照片摆在最上面，那时候我一天付出三个钟头，希望把这些受刑人身上的绳索卸掉，让罹难者家属看得舒服一点，“不至于那么难过”。
我拿到这些照片时总是想，这些人的家人到底知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呢？因为里面有大陆籍人士，也有台籍人士。那场秋季活动办得相当成功，四百人照片一公布后，这些罹难者的家属跟我要他们亲属的照片，有些人还跑到了账篷外放声痛哭，在这400人的照片中有几个没有生前的照片，只有死后的照片，“那种状态是特别难看的”。
李坤龙近些年也在不遗余力的帮助那些在台罹难者的大陆家属，他穿梭于两岸之间，克服重重困难把罹难者骨灰带回大陆重新安葬，使这些在大陆的罹难者亲属心灵得到了慰藉。说到这些，李坤龙坚定的表示，“不知不觉中就是有一种使命感去做这件事情”，原本我以为做完我父亲受难的经历以后就不再流泪了，但当我来到祖国大陆以后看到罹难者，很奇特的，“就是那份感情，眼泪就是流下来”。
台当局害怕揭开历史疮疤 修法将资料解密延长至100年
在搜集罹难者资料的过程中，李坤龙遇到了来自台湾当局的重重阻力。他说，“对于材料方面的取得是相当困难的，国民党当局对于这些材料趋于保守”。原先他们把这个事情的解密时间按照法律定为了30年自动解密，但现在他们扩大解释，要从文件产生日期开始算，“100年才算是自动解密”。
“恐怕那时我也早就不在了！”李坤龙很遗憾。“所以对我来讲，这是最大的打击”，因为我一直在不断地搜集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的资料，从不间断地做这件事情，“在无形中这是对我最大的打击”。台湾当局还“立法”，仿照德国联邦政府称所谓人死后还有“第三人权”的问题，“所以他(指台当局)把人权挡在前头，好象什么条件的现说都变得理所当然”。
究其原因，李坤龙认为，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国民党溃败到台湾去以后的所作所为，“等于是在揭露国民党的疮疤”。台湾选举是非常频繁的，当然，这些史料的公布(会对国民党选举不利)……
“国仇家恨很难放得下”
现阶段国、民两党对这段历史是何态度？李坤龙说，对国民党来讲，“这些当然是闭口不谈”，这样国民党可以不必面对过去它的所作所为，选举一样可以照选(不误)，民进党反倒是可以在选举时以此作为话题来攻击国民党候选人。
每年到了“人权日”或“解严日”，就会办一个简单的仪式轻松带过，表示他交代了，“其实家属心里头想的什么，倒是没有人来问”。我简单地说，“他(指台当局)不可能还给我一个父亲”，人死了，现在也没有人替他说话，只好让他们静静地躺在乱葬岗里，墓碑倒了也没有人去扶它一把，只有靠我们会里的人看到，才会去把它给扶正。
李坤龙告诉环球网记者，对我们来讲，“这些不只是家恨，也是国仇”，所以罹难者家属其实是很难放下的，不管国民党现在做得再多，家属还是感觉不到，“因为每年每逢那个日子就来那么一次，其实家属是感受不到它的心意的”。
李坤龙在采访前聊天时曾对环球网记者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在大陆出境接受视频访谈，他希望通过环球网这个平台，让更多大陆网友能够了解这段历史真相，他也希望两岸能倍加珍惜现在的和平环境。
[ 责任编辑：周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