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近来不断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对此，台湾《旺报》4日刊载短评指出， “耻感”是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东方社会的特征，反腐的法制建设基本工作不能放松，找回儒家文化的“耻感”也要齐头并进。
文章摘编如下：
美国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所著的《菊花与剑》，认为“耻感”是日本文化特色，有别于西方的“罪感”；在耻感社会中，个别成员会因外在他人产生的影响，进而约束自己行为模式，也就是更在意外人的评价和观感。
由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东方社会，相当程度都有“耻感”文化的背景 。例如礼义廉耻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标准。但是慢慢地，“耻感 ”在逐渐流失。
中共认识到反腐工作的重要性。李克强副总理在一场座谈会上打断官员发言，要求不要念稿，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要求开会少说客套话，被视为官场清流。
反腐倡廉的重点当然不只在开会形式一端。王岐山说，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他还说，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诚哉斯言！法治终究比人治更稳当可靠，专家建议完善法律，进一步规范官员财产申报，都是正确的方向。
建立法制规范是反腐的基本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要找回儒家文化中的“耻感”。现在民众对腐败反应最烈，特别是某些基层干部利用职权谋私利。这种腐败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官员本身、他的家人不以为耻，连带周遭的属下、同学等等的社会网络，都不觉得腐败可耻。雷政富之流说不定还是许多人钦羡的对象， 这才是最大的危害。
腐败以严刑峻法惩治，以尽惩戒之事；还要激发心中耻感， 全社会视贪腐为耻，才能从根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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