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成立了“联合探勘探勘亚洲近海地区矿物资源合作委员会”。经过长期勘测及研究，该会于1968年发布研究报告，称在琉球群岛、台湾至日本本土间的大陆礁层边缘地带，黄海及渤海，都可能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一消息震动日本，日本立即采取行动，企图将钓鱼岛攫为已有。日本的行动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警觉。
竺可桢（1890-1974年），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曾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文革初期，竺可桢遭到严重冲击。但他不顾年高体弱，坚持工作，关注地理学的新动向。
1969年11月4日，北京《参考资料》第43页刊出“日修机关报公然把尖阁岛（钓鱼岛）群岛说成是冲绳县海区”的消息。11月11日，竺可桢致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钓鱼岛在东海大陆棚上”，“国际惯例以海深200公尺以内为大陆棚，毗连国家有权可以在海底开采矿产。而钓鱼岛与冲绳之间，却隔有1000—2000米深海，所以从深度和距离看来，钓鱼岛附近石油开采权统应归我国范围。日本觊觎已非一日。”“我们目前虽忙于开发大陆的石油，无暇顾海上资源，但不能不为长远着想。”建议：“似乎此时我们应作一消息，声明钓鱼岛地区油田开采权应属于我所有，以为日后有必要时作为外交部正式抗议地步。”
当时，中国大陆虽然处于文革混乱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对竺可桢、外交部的报告仍然高度重视，交代外交部等部门高度关注钓鱼岛海域的新情况。
1970年5月18日， 《人民日报》刊文《佐藤反动政府玩弄妄图吞并我钓鱼岛等岛屿新花招》，指出“钓鱼岛等岛屿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一次在钓鱼岛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
竺可桢在常年的教育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地理学、气象学的青年才俊，其中就包括中国现代政治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张其昀（1900-1985年）、沙学浚（1907年一1998年）。只是张、沙二人1949年后都去了台湾。张其昀在台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部长”、 “教育部长”等职，沙学浚则任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1970年9月，日本发表“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礁层资源开发主权之主张”，妄称“钓鱼岛海域属于日本”。沙学浚很快著写《钓鱼台属中国不属琉球之史地根据》一文，根据大量历史文献，指出“六百年前钓鱼台被中国人发现命名，当然是中国领土”，“日人发现钓鱼台说被中国史实、日本文献否定”，分析了“钓鱼台被中国人不被琉球人发现之原因”，并绘制了《钓鱼台列屿图》，对钓鱼台列岛各岛屿做进一步的地质研究。该文的主要观点、引用史料、论证方法为之后40年多部研究钓鱼岛历史的著作所引用、效仿。
张其昀是蒋介石的心腹，他在公务之余，潜心于国史、国土、国魂的研究。1972年，张其昀为历史学家杨仲揆的专著《中国·琉球·钓鱼台》一书做序，引用了一则历史典故：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日本政治家币原喜重郎在大阪演说，指出“新时代之外交政策，在于经济上之合作与繁荣，而非土地之占领与扩张”。但日本少壮派军人一意孤行，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当日本一些民众欢庆时，币原却说“日本吞下一个炸弹”。张其昀借此指出， “世变沧桑，曷胜感慨。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他警告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窃占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等于“日本又吞下了一个炸弹”，将再次坑害日本人民。
张其昀、沙学浚与恩师竺可桢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他们在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上书著文，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在竺可桢等人的努力下，1972年10月，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明确将钓鱼岛海域划人中国版图，并用大字标出。1972年后，台湾出版的地图也明确标出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群岛，而属于台湾省宜兰县。这一系列行动对于维护钓鱼台列岛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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