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署名文章说，在骨灰坛风波下，我更加怀念一九九七。除了追思黛安娜王妃车祸身亡与特里萨修女的病故之外，如今我又多了一个理由：一九九七是近十四年来台湾社会中族群关系最为平和的一年。
如果我们将媒体报导“族群对立”的次数视为观察族群关系是否恶化的痛苦指数，我们发现岛内两个主要平面媒体（《中国时报》／《联合报》）在一九九七年出现有关“族群对立”的报导次数是出奇的低，分别只有八次和六次，但从一九九四至二○○六这十三年间，平均每年媒体报导的次数至少是五十次以上，最多的一次是二○○四年，两报报导次数分别高达一四五次和一○九次。
文章说，一九九四年举行的台湾省长选举和台北高雄市长选举，将族群政治带入了选举的中央舞台。此后的十三年间，台湾共举办了三次“总统”大选、四次“立委”选举、三次县市长／议员选举、四次北高市长／议员选举、一次省长选举，“族群对立”始终是历次选举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候选人造势拼场的主要轴线之一。
从一九九四至二○○六，有关“族群对立”的报导一共出现五个高峰，分别是在九五、八、○一、○四、○六年，前四个年份都是“立委”选举年，○六的报导高峰则是与“倒扁”活动有关。我们可以进一步比较不同选举活动对于媒体报导的影响：在非“立委”选举年，《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有关“族群对立”的报导次数分别是三六次和四○次，“立委”选举年则是跃升至九○次和七四次。以每月平均报导次数来看，“立委”选举年都高于非“立委”选举年，特别是十一月，“立委”选举年的该月报导次数几乎是非“立委选举年的三倍。
非“总统”选举年的平均报导次数是四七次和四八次，“总统”选举年则是七一次和五八次。每逢“总统”大选，媒体对于“族群对立”的报导次数从一月开始加温，于三月达到高峰。
文章指出，比较而言，“立委”选举和“总统”大选对于媒体报导“族群对立”的影响最为明显，县市长选举的影响则是最小，此一差异有助于我们了解台湾社会族群对立的现象。其一，族群议题在不同类型选举活动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一样。对于县市长选举而言，族群议题吸引参选人与选民关注的能量不足，有关“族群对立”的报导也较不容易登上版面。但对于“总统”大选而言，除了能力操守之外，候选人的身份背景常具有全台象征意义，包括家庭出身、语言能力、历史观点、文化态度、统“独”立场等，“族群对立”也因此容易成为媒体报导的焦点。
媒体报导“族群对立”的严重程度也和选举制度有关。以“立委”选举而言，第三至第六届的选举制度都是复数选区，不论是十万票还是三万票，结果都是当选。如此一来，为了能够突破最低当选门坎，部分候选人会采用比较激情的参选方式，包括族群语言的使用。简言之，媒体有关“族群对立”的报导并不是一个经年累月的普遍现象，而是有着时序性的起伏变化，背后则是纠缠着政治活动与选举制度的影响。
文章最后说，当然也许你会问，为何一九九七年有关“族群对立”的报导次数会特别低呢？这一年族群关系的平静背后其实有着令人不忍忆起的血泪教训——白晓燕命案。或许是陈进兴等人的犯罪行径让台湾民众惊觉到治安败坏与官僚无能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严重程度，也或许是白晓燕微弱颤抖的无助身影与白冰冰女士令人动容的泣诉提醒了我们，除了“族群”之外，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一起去珍惜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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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晓燕（1980年6月23日—1997年4月），知名台湾艺人白冰冰之女与日本知名漫画家梶原一骑之女，高二时因绑架撕票而逝世。
白晓燕命案（简称：白案）为台湾有史以来最重大刑案之一，由于被害者为知名艺人之女，加上陈进兴等三名加害人不仅作案手法残酷且又于逃亡途中犯下多件刑案，导致台湾社会为之震撼。另外，该案发生期间，台湾新闻媒体大篇幅的报导，亦被普遍认为侵害受害者家属隐私，将歹徒英雄化。因此，此时期媒体的报导行为亦成为尔后台湾新闻媒体伦理标准的负面教材。
该案件不但为当年度影响台湾最大的单一事件，也是1990年代甚至国民党政府迁台以来最重大的治安事件之一。据台湾半官方的“国策中心研究室”所做的研究报告显示，白案的影响层面甚至达到台湾的“修宪”、“政党政治”与“内阁政治”的权责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