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费”案究竟是行政陋习、个人贪污还是制度杀人？
台湾前“司法院长”翁岳生“特别费”案不起诉，对“特别费”领据部分是否属“实质津贴”的定性问题，承办检察官的说明“意在言外”，显示特侦组只有结案的共识，但无“特别费”性质的共识。
台湾《联合报》认为，先是马英九被起诉获判无罪、检方提起上诉，而后翁岳生却获不起诉；前后对照，外界看到的是检方侦办标准错乱、进退失据。
特侦组侦办翁岳生案的调查方式，和“公务机要费”、“四大天王”案相同；不同的是翁案的不起诉处分书，对“特别费”中须以领据核销的性质、行政惯例多所著墨，和马英九案的一审无罪判决理由雷同度很高。
侦办本案的朱朝亮检察官在翁岳生的不起诉书中特别提了“特别费”的“行政惯例”，强调领据核销的部分，只要以领据列报就完全核销，不必再缴回，“主计处”去年十一月九日的函示可为证明。
既然以领据列报就已完成核销，首长无须再报告用途，那么检方何需再去查核首长领据部分有无“因公支用”呢？检方一直未说明这点，而自己讨论出一套调查的标准——先将“特别费”账户中显为首长个人私用的支出扣除，其余结余金额，只要支出大于报领的金额，就推定为公用支出。
这套标准，不但侵犯首长的隐私，更查不清楚首长以领据领来的钱究竟用于公或私，因为这和首长个人账户里其它的钱混在一起，根本难以区分，只能以“被告不自证己罪”、“罪疑为轻”的理由放弃追查。
但若由以领据列报即完成核销的观点来看，检方根本不必如此辛苦，也不会产生外界质疑马英九案特殊化的不公平现象。
朱朝亮在台南地检署检察长任内侦办许添财案时，即曾提出领据部分为“实质补贴”的看法，如今他到特侦组，并没有放弃这套想法，因此在翁岳生的不起诉书中写出“特别费”的沿革，领据核销无须缴回的惯例。
特侦组以如此勉强的共识办案，怎么称得上最基本的公平？更别提所牵动的政治效应了。检方内部见解有歧见，连自己人都无法完全说服，被侦办者又何能心服？
台湾《联合晚报》指出，如今看来，马英九一审判决无罪时“虚耗到此为止”的呼吁，检察官似乎听了进去，但对照检方仍坚持上诉马案，以及近日连马鹤凌骨灰坛都被绿营大作文章，百姓可能更想问“政争到何时为止？”
原本大家以为侯宽仁拒绝接受马英九大水库理论，可能让所有领过“特别费”的官员都遭入陷于罪，但从陈瑞仁侦办“公务机要费”、到特侦组先后交出侦办谢苏翁的成绩单，结果却显示，不论是一半的“公务机要费”或是谢苏翁的领据“特别费”流向，都没有被严格追查，宽松认定“特别费”领据部分反而成为“常态”，如今只剩下马英九一个人，继续陷在领据的烂泥，即将被二度凌迟。
检察官不起诉翁岳生的理由，和不起诉谢、苏领据部分的理由一样，都是“出大于入”，问题是，从媒体追查谢、苏不起诉书的结果显示，检察官对谢苏宣称“特别费”支出的认定却相当宽松，连谢长廷幕僚以自己信用卡刷卡的消费都可以算在内，对照当初检察官不接受马英九的大水库理论，并对马“特别费”流向追查得巨细靡遗，检察官在“特别费”案的虚耗更像是“到马英九为止”。
更重要的是，不论翁岳生的不起诉处分书内容是否还暗藏什么玄机，就像谢苏未被起诉的结果一样，除非蓝营再拿到新事证，“特别费”案对绿营大选的影响已完成损害控管，此外，连和马英九情况相似的翁岳生也被判无罪，则让人联想马英九的“特别费”案应该还有续集，马英九“特别费”案二审11月2日起即将正式开庭，意味绿营新一波“打马特别费”攻势又将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