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刊载社论指出，最近数周，“行政院”上上下下对于民进党的“入联公投”活动都像是起哄一样，完全不顾基本人权、预算法规、行政中立、作业伦理，只知随着“入联公投”的祭旗起舞。只要我们的行政当局要拨预算各“部会”就拨；要贴贴纸各“部会”就贴；要加盖猪鼻印各“部会”就加印。在伴随起哄的单位之中，最令人侧目的就是“财政部”所属各公营行库。若干行库经理人员的作为，几乎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不只是行政疏失，根本就已经触犯刑事法律，将来也可能受到起诉。但是令人不满的倒不只是这些受到指示、压迫的行库经理，而是公股管理的大家长——“部长”何志钦的表现。
十月十八日据台湾媒体报导，“财政部”政次李瑞仓利用上班时间找各单位主管开会讨论“入联公投”，这是明显违反“公投法”的行为，但何“部长”既不移送地检署、也不敢做出行政处分，却说这是“个人行为”。公务人员的个人行为可以违法吗？公务人员的违法乱纪，首长不闻不问，这样对吗？在李次长的眼中，还有“部长”的影子吗？
接下来，则是“财政部”要在统一发票上加盖猪鼻印徽，其预算来自“财政部”拨付的“统一发票宣传费”。统一发票是全民交易依法所必须经手的单据，“行政院”当然没有权力在此法定单据上强加特定见解，否则就是违反了人民意见表示与意见接受的言论自由。类似的经典判例见诸美国最高法院，而何“部长”曾任美国大法官的助理，难道会没有听过这样的判例？还是何“部长”换了地方就换了脑袋，认为台湾人民言论自由的保障应该不如美国？
社论说，十月廿三日，“立法院”又爆料公营行库公然开席为民进党候选人造势募款，甚至把各该银行的贷款大户找来出席。“立委”点名的聚餐行库包括合库与台企银，而台银、土银、“中央存保”、台湾烟酒公司等则各出数百万元给“新闻局”做宣传费。何“部长”对于这样明确违反“预算法”、违反行政中立的行为，竟然辩称是“整体施政宣传”，几乎是在睁眼说瞎话。更离谱的是，“立法院”过去数年已经甚少出现一整排一级主管在首长身后罚站听训的画面。每次质询对象仅限少数官员是质询的惯例，也是首长肩挑责任、保护下属之所当为。但是在何“部长”的领导下，我们所有的官股经理人员却需要直接面对“立委”的罚站与指责，没有人替他们做缓冲，这是什么样奇怪的领导统御？
社论认为，如果何“部长”在财长业务上真能有些建树，则在“立法院”受些屈辱，也还能用忍辱负重来形容。外界纵有领导风格的批判，也不会予以苛责。但遗憾的是，何“部长”的问题显然不仅是领导的弱势而已。在台湾所得分配明显恶化之际，何“部长”却执意要推动有利富人的遗赠税减税；在两岸局势压缩台湾经济的大环境中，何“部长”无力改变大局，却对于“头痛医脚”的营所税降税方案噤声；“行政院”为炒作选举而大放一周一利多，许多都涉及“财政部”业务，何“部长”却似乎永远是曲意配合，从不为台湾长远之财政大计仗义执言；在次长明显违反行政中立的时候，何“部长”完全没有训斥或纠正的行政权威；在上半年数回合官股与财团斗法的过程中，何“部长”硬是让财团把“财政部”的官箴官威踩到极扁；当公营行库把贷款大户引介给特定政党候选人时，不仅违反公司治理、也违反贷款保密规定，何“部长”不予闻问、不处理主管缺失、当然更不考虑撤换经理人。“财政部”的业务紊乱至斯，“部长”的政绩究竟在哪里呢？
何志钦先生适不适合做“部长”，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讨论的空间。论岛内政坛生态，他是仅回台三年的小白兔；论专业素养，他显然缺乏全面的租税理念；论行政担当，他恐怕掌握不住手下的诸多“个人行为”；论绿营背景，他明显不如杜正胜，背后没有一群墨绿铁卫队支持；论“国会”折冲，我们实在对其习惯性的受辱不忍卒睹。
社论最后说，当然，何“部长”可以好官我自为之，再撑上几个月，一则把“财政部”继续做小、二则让自己的声誉继续折旧。现在，媒体认为何“部长”是小白兔，也许几个月之后，媒体还得另外再找寻一个名词，才能精确刻画这样一位难得的“部长”。唉，何“部长”，是到了思考去留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