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以洪荒之力创造的万里长征壮举相比，傅园慧的惊人“金句”只能算率真可爱的夸辞。

　　与年少时从诗词组歌影视中获得的零散平面的印象相比，重走长征路、见证长征物、研读长征史，才能在深入真切的体验中，进一步读懂长征。

　　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说：“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或者说，要丰富复杂的多。以往教科书给定的一些概念，虽然给人以激励和力量，但也常使年少者疑窦丛生，譬如神勇的红军为什么要来来回回地四渡赤水、二进遵义？雪山草地绕不过去吗？等等。深入解码这支军装并不整齐、装备亦非常简陋的军队，那岩浆地火般的巨大能量是怎样积聚运行的，那钢铁般的惊人意志和力克千难万险的行动力又是怎样锻造而成的？则非细读史书不可。

　　长征并不完全如歌如诗，长征也不是一次有明确目的地豪迈远征，它事实上是一场被迫的战略突围和撤退。无论是行路还是作战，都异乎寻常地艰难重重、险象环生。说行路，要摸黑潜行、巧妙穿插。国民党军队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重兵密布、荷枪以待，红军将士只能避实就虚、逶迤前进。之所以四渡赤水、攀雪山过草地，正是这种夹缝中求生机、别无选择的典型诠释。后代学生们讨论愚公移山时曾轻易地给出另两个选项：绕道或搬迁，不一定非挖山不可。在长征中红军官兵常常就只能有艰险的一个选项。

　　再说作战，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基本上保持的是五大主力军团前后左右，护卫着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整体推进的阵形，类似于一支足球队的排兵布阵。红一、红三军团两支前锋突出在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或泅渡），一路长途奔袭，攻关夺隘，生死相搏。攻打娄山关、抢夺腊子口时，红军官兵在十分不利的地形中仰面攻击、攀岩迂回、九死一生方得险中取胜。最难的是要不断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快速移动作战、游击突袭，虽然后人对此战略战术点赞有加，殊不知那是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一种智慧而又无奈的选择。从上海临时中央来的博古、李德恰恰缺乏如毛泽东、朱德那样对弱小生存之道的深切体验，于是作出一次次错误的战略战术选择。一些宣传读物对在长征中一直担负殿后阻击重任的红五军团较少提及，为给大部队前进腾挪争取时间和空间，这支钢铁后盾付出了巨大牺牲，有时是整连、整营的光荣阵亡，有时甚至再也追不上红军大部队。那次，当红五军团34师最后赶至湘江边时，浮桥已毁，追兵将至，他们只能作返回湖南自主游击作战打算了。此时此刻，官兵们的懊恼与失落可想而知。研读长征史方知，长征并非一路高歌挺进，曲折的推进、深重的苦难、巨大的牺牲，才最后铸就长征的胜利与辉煌。

　　对伟大长征中红军官兵蕴藏和爆发出的巨大洪荒之力，人们可以作不同维度的描述和概括，其中既有来自团队内部正能量的相互传递与激励，也有来自外部民众的支持与互动，但绝不像一般影视和舆论归结为“洗脑”那么肤浅简单。不容置疑，红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队伍，他们会为心中的“主义”，为北上抗日、救国救民赴汤蹈火、奋不顾身。理想信仰是高远的，但有时也是脆弱的，如果没有来自内部持久的、具体可触的实践支撑，它也可能如瓷瓶一样易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不仅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而且用官兵日复一日的自觉行动践行并不断放大共产主义的元素。红军官兵同甘共苦、平等相待，红军将领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长征土城一战危急关头，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都拔枪冲上前线，这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中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一支队伍，正能量聚集传递可以使全员众志成城；负能量传染发散会导致人心涣散、土崩瓦解，这才是信念坚定与否的生动写照。

　　从兵源来说，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阀队伍基本上都来自贫苦百姓，但国民党的所谓“正规”，地方军阀的放纵撒野，让他们与百姓阻隔起来，甚至祸害百姓。而红军自始至终把百姓装在心中，做真正的人民军队，即使在长征万分艰苦的条件下，也对百姓秋毫无犯，不断争取和获得了老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人们熟知长征路上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借道彝区的故事，却很少提及故事的后半部分，尾追而来的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抓住小叶丹，使其家族倾家荡产，并最终将小叶丹杀害。被害前，小叶丹对弟弟说：“红军把咱们彝人当人看。咱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当地彝人两相对照，心中自有鲜明判断。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会有取之不竭的力量之源，这是长征的历史，也是我们党的奋斗史传递给后人的珍贵信息。（中国台湾网网友：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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