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一衣带水，同根同源，却囿于历史与现实的盘根错节，使两岸的交往始终微妙非常。当我们试图走近彼此，却发现自己与对岸的人们既没有共享一段相同的国家记忆，更没有一套兼容的政治信念。我们所共同凭借的，依然是教科书上的刻板描述，以及时常见诸报端的对岸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至于似乎连接两地的文化符号，只好在吟咏《乡愁》之中作罢。

　　隔阂，不止于一道弯弯海峡；误解，跨越了几代炎黄子孙。

　　现实中的两岸关系，对话和独白相互交织，彼此牵制。大陆和台湾就像一个球体上并行不悖的两颗行星，遵从各自既定的运行轨道，并非拥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基辛格对于世界秩序问题的思考立足于合法性和权力二者的平衡，“合法性与权力的平衡极其复杂，地理范围越小，该地域的文化观念越一致，达成可行的共识越容易。”探讨两岸关系的未来，均势视阈下的理解性交往可以提供一个思路。

　　两岸交往涉及的合法性问题，无非是众多政治符号之争，诸如“中国”、“国旗”、“中华民国”等。在大陆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和执政历程就是合法性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所谓“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就是基于台湾发展特殊性而作出的现实考量。但是对于台湾来说，台湾的地理、历史和现行社会制度，尤其是蒋氏政权在国共内战后的继续存在，足以构成台湾政治实体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对于特定历史的不同解读，对于彼此政权合法性的不同诠释，从根本上让两岸交流无法达致互信的状态。

　　至于权力问题，两岸同样在互相猜忌和夸大影响之中难以协调。如今大陆的发展世界瞩目，不单单是军事力量，还有后劲十足的经济实力。这对于台湾部分政党精英和普通民众来说，大陆所抛出的任何橄榄枝都渗透着权力，不可不防。去年“太阳花学运”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样的，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始终绕不开台湾问题，而每一次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也始终牵动大陆这方的神经，因为不同“颜色”的领导人上台意味着对台方针的调整。大陆和台湾的“权力”较量，实际上是不信任主体之间的过度反应。

　　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两岸交流的实质是什么？交往原则为何？是否有必要纠结于高阶敏感的政治议题？

　　我认为，两岸交流的实质就是两岸人民正视台湾和大陆分隔七十年的历史和现实，并且努力寻求共识的过程。这里涉及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交流的主体是两岸人民，另一个是共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认为沟通行动是指至少两个行动者通过语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协调相互间关系的互动行动。他认为沟通行动的理想言语情境就是交流主体具有同等的说话机会，进行陈述、解释、论证、追问和反驳等，以使沟通参与者的观点都是可以批判检验的，才能形成合理的共识。目前，两岸的交流缺乏有效性的互动，个中缘由包括制度性交流平台的缺场，以及两岸媒体的“捕风捉影”式的曲意解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拥有政治心理意义上的同情理解。

　　有学者指出，台湾民众的“过客”心态十分明显。连横先生为其《台湾通史》所做之序开文即讲“台湾固无史也，荷人启之，郑氏作之，清代营之”，再加上后来经历日本的殖民化统治，以至国民党政权接手台湾。台湾民众这种“孤儿”兼“弃儿”的悲情意识潜藏在深厚的本土意识之中，至于台湾政党政治的恶性缠斗如何制造族群对立，进而服务“统独”对立的局势则是另外的话题。这里强调的是该因素客观存在于两岸人民的交往实践中。如果没有进一步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国两制”在台湾民众看来就是大陆要“吃掉”台湾，也无法领会台湾民众对于大陆“不放弃使用武力”的防卫性焦虑。因此，敏感的政治议题一谈就崩，就在于双方没有给对方足够理解情境和回旋余地。

　　两岸对话的立足点在于两岸人民实实在在的交流成果：经济上的双赢发展，政治上的协商对话，文化心理上的归属认同。我想，实现这些美好的展望不在于特定的一个政党或领导人，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对方的语境，多大程度上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两岸是平等的交往主体，甚至可以是竞争性的政治实体，但无论如何，只要摒弃固有成见，坦诚相待，用包容理解的心态对待任何不一样的声音，就能不断开创两岸交流的新局面。

　　没有理解，就没有未来。（中国台湾网网友：肖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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