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塔伦蒂诺实际上只是很有效地利用了场景空间，奈何他的信息量过多偏重让台词承担，让很多时刻的调度有形无神，这是他导演生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他自我悬置导致的虚浮倾向。

　　何为悬置性类型片？

　　被寄予厚望的《八恶人》在法国《电影手册》的编辑十人评分栏里得到了五个差评、两个一般，一个好评以及两票空缺。这基本上算是个耻辱的成绩，与此同时，这部影片在大洋彼岸和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失之交臂，甚至连原来被认为板上钉钉的最佳原创剧本提名都没捞到。

　　同时，被欧洲和美国评论界无视的昆汀进入了职业生涯的瓶颈，这可以说是为自己长久以来的嗜好付出的代价。但《八恶人》在IMDB上的评分达到8.0，法国网站senscritique的评分也有7.5，昆汀在影迷心中的指数并没有显著的下降，至于在中国，《八恶人》的评分更高，以至于有点昆汀保卫战的意思，这部电影仿佛成了检验是否是真正“昆汀粉”的试金石。

　　观众喜欢的是他把无趣转换成有趣的能力，这种消费意识不拒绝重复，但在主流评论视野里，这些都不被看中。他们注意到的仅仅是一种悬置性的类型片：既包含一切，又逃离一切；既不够严肃，又酷爱讨论政治伦理；既高度形式化，又嘈杂无序。这样的影片其实就是把自己悬置在一种不触碰任何极端的类型空间里，从不靠近任何的极端，玩弄拒绝“非黑即白”的灰色地带，时间久了难免会让评论家厌烦，认为这样的昆汀·塔伦蒂诺是在原地打转。

　　这种目光显然不是单纯偏见，《八恶人》落选的很大原因就是昆汀的自我悬置导致的虚浮，即使他概念化地植入了深刻的主题，像“白色地狱”这样象征性的暴力反思，最后还是被那种圆滑给消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八恶人》制造了情境，但没有完成情境对感知的超越功能。

　　就如开场的积雪覆盖的耶稣圣像，从微距摄影缓缓拉出继而是一个大回旋和垂直运动，这个复杂的调度不但没成为作者性的标签，反而有造作的痕迹。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上帝视角介入的时候，昆汀的所有手段便成为人们的笑料——管他的叙事多么复杂，我们都可以清楚地找到他的轮廓，在电影这门艺术里，杂耍是敌不过经验的，当人们不再容易陷入他的迷局，整套叙事话语就进入失灵的怪圈。

　　人道主义从未站错队

　　相反是观众仍然乐于进入这种情境，这是基于重复消费的快感和对知觉经验的捍卫，说得难听点，就是脑残粉捧臭脚的症状。

　　促成这种现象的先决条件，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八恶人》里发掘出各种意义，“白色地狱”这个情境用它的绵延和寒冷把整个片中的人物捆绑在一起，赏金猎人的横行则是一种类似“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治放任自流，格里菲斯时代的赞美诗在昆汀看来是个恶作剧，他要做的就是把这皮糙肉厚的历史谎言一刀刀割碎喂狗，在这个过程中，他便将自己的电影先呈现为一种皮糙肉厚。这是促成快感的来源，但又是一种典型的嘲解式的心理主义，从来没有从正面建立任何意义。

　　就像影片中的章节设置并没有严格的形式意义，昆汀的各种操控最终指向的不是他严肃的主题，而是一种单纯的刺激。昆汀在影片中对爆蛋的癖好，证明了这种刺激的渊源，这仿佛是青春期男孩打手枪时被母亲撞门而入的一刻，注定是窘迫无比却又充满刺激，对这种印象的眷恋会阻碍一个人的成熟，影片悬置于这种刺激，则会阻止作品风格的成熟。

　　或许昆汀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他的政治想象和暴力思考，在人权道义面前，他从来没站错队。《八恶人》交织着种族、国家、女权、道义等多重因素，但当他将这些浓缩在一个驿站空间愈演愈烈的时候，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坑，于是最后的对抗实际上是在一种本能的暴力杂耍中拱手断送了先前的努力。

　　在影片的末尾，塞缪尔·杰克逊和沃尔顿·戈金斯联手绞死詹妮弗·杰森·李的时候，这种升旗般的动作才回到批判性的正道：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在利益面前做出选择之后活在这种选择中并为之一再辩护，这是法律，也是政治，也是万恶社会的生存之道。（灰狼 旅加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