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到《狗十三》再到《烈日灼心》，与其说曹保平对犯罪感兴趣，倒不如说他对罪犯的人性感兴趣。但是很遗憾，他这次没有写好，跟母本之间的冲突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去化解。

　　题材本身很生猛

　　曹保平的新片《烈日灼心》确实算得上是命途多舛：这部翻拍自厦门女作家须一瓜长篇小说《太阳黑子》的心理悬疑片原本想沿用小说原名，未果，又接连改了好几次，去年好不容易定名《烈日灼心》，一切看似万事俱备，却又因片中主演涉毒，生生搁置一年，总算到了6月份上海电影节，离安全上垒只差一步，却又爆出男一号邓超可能出轨（已证明假消息）。采访时，我问老曹，刚听到邓超这事儿什么反应？老曹苦笑着摸摸光脑门：“那就只能当是中彩票了呗？”

　　《烈日灼心》之所以抻得人这么焦灼，演员不洁身自好的场外因素当然是主因，但题材本身也是过于生猛了些——三个重犯为了一个女童洗心革面从良，其中一个竟然还当上了协警，另一个则成了屡屡做好事，从来不留名的的哥，并和警察妹妹展开一段忘年恋情。为了让自己洗清嫌疑，邓超饰演的辛小丰竟然使出了把自己生生掰弯的“苦肉计”……虽然目前放映的版本较之一年前，在同性情感戏、女性裸露和片尾注射死刑一场都有大幅度的删减，但媒体场结束后，你还是能听见旁人惊呼：“这样居然也能上？！”

　　曾几何时，我们的涉案题材（按那时的老提法，应该叫“侦破片”）意识也颇大胆前卫。在那个一张电影票两毛钱的年代卖了过亿票房的《四零五谋杀案》，直接把公安局长设定成大Boss；德高望重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老师的第一部《银蛇谋杀案》也是cult风味十足，绑缚、钻手、蛇咬……无所不用其极。给我们这代人留下童年阴影的同时，却也让侦破剧成为当时电影市场上的扛鼎类型。

　　但近十年来，银幕上留给涉案题材的口子却不宽松，以2004年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为发端……管你大卫·芬奇还是奉俊昊，在这种掣肘下，想拍出《十二宫》或者《杀人回忆》，肯定都是难比登天。但另一边厢，真实正面反映公安战线干警形象的影视作品简直是凤毛麟角，并不利于对警察形象的正面塑造和对警民关系的积极影响。从观众到创作者，既对好戏孜孜以求，又有创作画地为牢，中间一定是出了问题，但问题在哪，不得而知。

　　改编弱化原著善恶疑问

　　说回电影本身，《烈日灼心》与曹保平之前作品相比，在电影语汇上的进步可说是飞跃式的，大量手提摄影的使用为全片营造出不安定氛围，紧跟局中诸人的心理变化，镜头飞快推拉摇移甚至变形，让人有目不转睛的紧迫感。片尾高楼追击一场戏则让人看到曹保平原来也有做一个技术派的潜质。

　　但技法飞跃的同时，锐度却似乎有所下降。电影相较原著做的最大改动，是将这三人最后杀人偿命的结局，重新阐述为虽罪不至死，但为了留给养女一个没有负担的明天而一心求死。看起来似乎在结构上更花巧，但却弱化了原作最尖锐的那个疑问——善与恶之间，是否真有明确分界而无法转化？善人会不会行恶事？善事又能否抵消恶行？如果拿“太阳黑子”比喻人身上的缺点，它指向的是，人是善恶的复合体——关于这一点，曹保平试图在《烈日灼心》里坐实，他让段奕宏说了一段“人是什么，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你想不出他有多好，也想不出他有多坏”的台词。与《光荣的愤怒》中以微知著的隐喻和《李米的猜想》中被严密监控的爱情相比，这样的处理方式，未免显得有些过于小清新。

　　从《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到《狗十三》再到《烈日灼心》，与其说曹保平对犯罪感兴趣，倒不如说他对罪犯的人性感兴趣。但是很遗憾，他这次没有写好，跟母本之间的冲突也没有找到一个化解的方式。比如，邓超和郭涛两个“爹”，对女孩有强烈的喜欢和保护欲，但是为什么却没有表现，从小女孩跟他们之间的互动也看不出来。对人物角色美化也好童话化也好，在电影中相对还是扁平的，由好变坏或由坏变好的过程也很单薄。

　　最后说句题外话：虽然《烈日灼心》让上影节诞下影帝三黄蛋（邓超、郭涛、段奕宏），但片中的最佳表演，却是出自老曹御用，“熊老三”和“裘火贵”的饰演者王砚辉。他把自己出场的那短短一分钟直接变成了纪录片。

　　□不夜鱼（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