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西方电影在传记题材上的细水长流，我们近年在人物传记上的尝试可以用一无所成来概括。一个是当下萧条的传记背景，一个是如今荒芜的文坛背景，让许鞍华对《黄金时代》的探索输不起。就算许鞍华输得起，萧红却输不起，因为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人愿意，或说有这个能力来以电影的方式祭奠远去的萧红，一旦《黄金时代》走了样，萧红在阅读习惯沦丧的新新人类的世界里，极可能万劫不复。

　　谈《黄金时代》，离不开文学，但许鞍华并没有拘泥于文学，所幸它没有成为一部以文学励志为诉求的电影；谈萧红，又离不开爱情，所幸它也没有沦为一个八卦三俗的故事。

　　在众多叙事的可能性中，许鞍华选择了最容易沉闷不堪的纪录手笔，并以此获得了丰富的可能性。影片围绕着萧红，以“东北作家群”众生相的方式搭建积木，包括萧红在内，每一个出场人物都成为了故事的讲述者，他们或正襟危坐，以被观众采访的姿态娓娓道来，或在故事的情境中突然出戏，为你解读着关于萧红的种种。这对于生活与情感大量留白的萧红来说，怕再没有更加公允的方式来诉说她这人生的短途。为此带来的人物视角，是多角度、多视野、多立场，也是备受争议性的。在探求没有绝对真相的历史时，不论是非，忠于还原，这不失为一种聪明而智慧的选择。

　　在诸多的表达可能中，许鞍华又选择了最容易捉摸不透的诗性表达。诗性的语言是感性的、跳跃的、灵动的，尤其是主观的，因此呈现出来的萧红也是朦胧而又清朗的，摇曳而又静止的，淡然而又浓稠的，透亮又不可触摸的。我们依稀可以触摸到她的才情，但并不清楚她才华的源泉；我们可以体会到她的直爽，但无法探究是谁给她播种下的种子；我们可以了然她的特立，但无法替代她去思考人世间的任何；我们深深地体味着她的孤独与忧伤，却与她一样无力地经受着这一切折磨。包括贯穿始终的情感线亦如此，不管是早年的逃婚和与未婚夫的厮混，与萧军的邂逅和裂隙，包括后来与端木的种种，都是跳跃的，最后又因这感情的起起落落，汇集成一道哀伤的河，并催生了一种叫宿命的东西。

　　正如片中萧红对骆宾基所言：“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在娱乐至死的电影市场，萧红的故事完全可以是个民国八卦，但许鞍华偏偏选择了一条文艺至死的道路，以诗性的表达、诗意的语言为文青出了一道考古题，它就像是给娱乐至死的市场投下一枚深水炸弹，等着时间来发酵。（曾念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