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之外，戈迪默以自己的行为阐释了一个真正的作家最重要的两种个人品质：永葆人格独立，担当社会责任。

　　纳丁·戈迪默是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众多作品早已跨越国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如《说谎的日子》（1953）、《陌生人的世界》（1958）、《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1966）、《博格的女儿》（1979）、《士兵的拥抱》（1983）、《大自然的游戏》（1987）、《根本的姿态》（1988）、《我儿子的故事》（1990）等。

　　戈迪默终生关心人类的解放，历来反对种族歧视，因此她的《陌生人的世界》、《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和《博格的女儿》在南非曾分别被禁达10年、12年和4个月。与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英国）、马拉巴特奖（意大利）、奈丽·萨克斯奖（德国）等不同，作品三度被禁是戈迪默的另一种荣耀。身为白人，却始终在为受凌辱的黑人鸣不平，戈迪默被誉为“南非的良心”绝非偶然。

　　戈迪默让人想起《黑奴吁天录》的作者斯陀夫人和宣布解放黑奴的林肯总统。他们三人都有博大的心灵，都深刻地理解了自由：在别人不自由的情形下，你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在《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戈迪默刻画了在白人统治下一个白人的悲剧：白人麦克斯反对种族歧视，却欲做正直之人而不得。他在警察的逼迫下出卖了白人、黑人同志，最后内疚地选择了自杀。随着黑人被枪杀，白人走向自我毁灭，戈迪默同时为黑人和白人叹息。

　　戈迪默聚焦于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黑人与白人的命运，其作品有浓郁的反种族主义色彩，或者说有政治特色，但她并不是图解政治，而是用文学的笔法生动而深刻地刻画了种族歧视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扭曲与痛苦，从《我儿子的故事》、《七月的人民》和《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等可窥一斑。

　　在《我儿子的故事》中，黑人革命家索尼的儿子威尔发现父亲和白种女人汉娜有奸情，感到惊讶和恶心。威尔之所以恶心，是因为他爱自己的母亲，还因为他对白人心怀怨恨。奇怪的是，威尔做色情梦时梦见的又偏偏全是白种女人，他还经常对着白种女人的裸体像手淫。戈迪默通过威尔的行为突出地表现了黑人对白人既怨恨又欣羡的病态心理，也显示了她对社会矛盾和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

　　《七月的人民》立足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剧烈冲突，预言性地叙述了内战的恐怖。戈迪默设想出颇具真实性的情境，让白人和黑人易位而处——白人当奴仆，黑人当主人——让白人亲身感受到了种族隔离的滋味。这种从现实设想未来的创作手法可谓另辟蹊径，被评论家誉为“预言现实主义”。此外，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也显示了戈迪默深厚的生活底蕴与文学功力。

　　戈迪默对南非一往情深，曾谢绝多个国家邀她去定居的邀请。她自己曾说，她虽然反对种族主义政府，但她决不愿离开本土，因为她可以让她的作品起些作用。当年她是把创作当作一项使命来完成的，她希望能用自己的创作唤起黑人的信心和白人的良心。在文学之外，戈迪默以自己的行为阐释了一个真正的作家最重要的两种个人品质：永葆人格独立，担当社会责任。

　　肉体的戈迪默走了，精神的戈迪默还在，从现在到未来！（莫雅平 诗人、翻译家、《我儿子的故事》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