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认为，“一个合格的写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深度思考者和追问者”。

　　从2001年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算起，凭借《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红鞋》等作品所奠定的“文坛玉女”形象，以及“80后”文学的传播效应，张悦然已经持续走红十多年。相较于与其一起成名的其他“80后”作家，张悦然虽也以青春小说起家，但却虚心向前辈学习，接受文坛名家指点，加入作协，进入高校，以“纯文学”安身立命。

　　从写作风格来看，不同于“80后”颇为流行的自传式写作，张悦然更倾向于幻想，倾向于编织子虚乌有的故事。尽管她的“忧伤”利器和华美文字为人所称道，但她始终不是一个贴着地面写作的人，写着写着文字就会飞离现实本身。这不禁让人想到《水仙已乘鲤鱼去》里那位女作家璟的形象，“从旧城墙上的女鬼到鹧鸪村的少年，从殉情的葵花到转世的黑猫，她的故事却没有一个是真的”。这几乎就是张悦然本人的写照。《葵花走失在1890》的浪漫、《樱桃之远》的纯真、《水仙已乘鲤鱼去》的挣扎求索以及《誓鸟》的传奇警醒，都是她“移花接木”的才情体现。

　　当然，张悦然并非一位耽于幻想的纯真梦呓者，她的另一个特质是将平淡的感情推到极致，于爱恨情仇中铺陈阴郁、孤独、晦暗甚至哀伤的情绪。她曾坦言自己是个极端的人，因而她的小说偏爱一种“过”的极致状态。《小染》、《霓路》、《桃花救赎》都让人感受到这种突兀和极端，《十爱》里那些激越而乖戾的故事让人叹为观止，更别提那篇饱受争议的《红鞋》了。

　　在张悦然的小说中，爱情书写占据了较大篇幅。青春期的激情与梦想，那些不可名状的极端情绪，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遏制的自我损毁的决心，往往通过爱情的方式予以呈现。《十爱》中尽管少男少女们游戏般的爱情似过家家一般可笑，但张悦然依旧倾情投入，赋予它们忧伤残酷的形式。她笔下的人物还未成年，便已在刻骨的情爱中饱经沧桑。她似乎是在按照成人的样子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爱情童话，那些伤痕累累的爱情总是在“不期然地相遇”、“无理由地相恋”以及“毅然决然地分手”之间徘徊，既“早熟”又单薄。这些或残酷或温馨的“白日梦”，虽绽放出令人震惊的美感，但与实在的经验毫无瓜葛。即便是引入地域历史和女性主义议题、扭转叙事空洞而被称为“转型之作”的《誓鸟》，历史与人性的深度也着实有限。

　　为了不被出版社所左右，尽量不出所谓“低劣的”作品，张悦然近年来的写作一直停滞不前。《誓鸟》之后，除了偶尔为自己主编的《鲤》书系写一些或长或短的文章之外，已经好几年没有重要小说问世了。于她而言，想终结青春期写作，又找不到更充沛的写作资源，早年喷涌的才思面临着枯竭的危险。尤其是在她进入大学，担任中文系写作课的专业教师之后，写小说更是一件极为审慎的事情。

　　现在看来，《鲤》的野心在于借助时髦的“主题书”的方式，在文学影响力逐渐式微的今天，重新肩负起文学“润物细无声”的功能。其间固然包含着重振文学的美好期待，但问题是如何才能辐射最广大的文学群体及其社会生活，而非仅仅在圈子化的“小资格调”中琢磨一些琐碎的议题。这也是一个事关眼界和情怀的大问题。张悦然自己也承认，“一个合格的写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深度思考者和追问者”。在青春期写作的终结之处，如何继续挥洒不羁的才情，同时朝向更为深邃的现实情怀迈进，可能不仅仅是张悦然一人需要琢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