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慧聪现象”,纯文学真的式微了吗

时间:2012-05-03 12:58   来源:中国网

  “近日,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蜚声文坛的《草原》文学杂志下半月刊,以强大的阵容和精准的选稿,推出了《草原·绿色文学:中国80后诗人作品大展》专号,合着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掀起的中国诗歌热潮刚刚退下沸点的节拍,再一次将式微的中国诗歌推进了话题榜,然而,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此次大展的主编居然是一名叫马慧聪的80后‘辍学少年’”。(人民网)

  按当下不断在经济大潮中遭遇冲击而越来越被边缘化的纯文学状态来看,诗歌的地位显得更为尴尬。而在当今社会,一旦提及诗歌或者诗人,熟悉文学史的人都会揪出上世纪80年的诗歌黄金时代侃侃而谈,并面露悦色,但更多的不懂文学史,甚至已经丧失文字信仰的人,则会表示不屑,甚至破口大骂,如近几年,赵丽华的“梨花体”,车延高的“羊羔体”以及凤姐一流的“凤姐体”等,真可谓“体体性感,体体哗然,体体魂不附体”。

  其实真正的诗人还是存在的,那些默默努力改变式微文学命运的人和事还有,只不过凤毛麟角,显得越来越需要一种超然的心胸去承受罢了。“80后”马慧聪就是一个典型。在小县城办省级纯文学大刊不但尚属全国首例,而且还开了“80后”掌门纯文学大刊的先河。

  如今,文学式微似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不妨听听中国纯文学杂志主编峰会上的声音:先回忆一下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再讲讲上世纪90年代经历的风雨,最后对今日的困境大吐苦水——近些年来,这种步骤似乎成了文学期刊“主人”们聚会时的三部曲。

  2010年,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小说选刊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全国文学期刊主编2010年北京峰会召开,《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近50家文学期刊的主编参加峰会。“这些年接受记者采访,必有一条‘你对文学期刊困境的看法’?前几年我们也会说如何困难、如何可怜,后来觉得这样没有意义。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困境,因此,我们更要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打拼自己的明天。”会议一开始,与会嘉宾就为会议定了与以往不同的基调。“当改革到来的时候,最先冲上去做事情的,将是在改革中站住脚的人,只是哀叹、等待的人将被淘汰。文学期刊的情况虽各不相同,但是改革也会带来不同的机会。”《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表示。

  然而,两年来,这些曾经风光一时的“角儿”到底有没有抢滩成功?实地考察,北京和广州各大书店和报刊亭如今连《人民文学》、《小说选刊》的踪影都很难觅到。据了解,现在的绝大多数文学期刊每年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缺口。如某杂志的直接成本(印刷、稿费)每年亏损达20万元,只能用拉赞助及搞活动进行弥补,但难度还是很大;某老牌杂志每年的资金缺口有70万元~80万元;某杂志每年仅通过邮局发行5000册一项就要亏损10万元左右,加上其他的费用,每年资金缺口达30万元~40万元……由于发行量过小,许多文学期刊在发行上可谓连年亏损。这还是两年前报摊偶能遇见的状况。

  我们不妨以文学期刊阵营中诗刊的整体情况来说明文学期刊的衰落。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行量超过10万份的文学刊物比比皆是,而《诗刊》发行量一度高达74万份。如今,国内诗刊每月总发行量大约在10万份左右,而目前国内诗歌期刊有十几种,也就是说,平均月发行量已经不到1万份。其中,发行量最大的《诗刊》公布的发行量为4万份,包括上、下半月刊。有的诗刊类杂志每月仅发行2000份,这其中还包括免费赠送的部分。

  种种迹象表明,纯文学的式微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陕西辍学80后诗人马慧聪是为何“顶风而上”?难道纯文学真的是如那么多大刊主编所说的那样穷酸吗?到底是文学自身式微还是他们的心理式微?这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马慧聪1984年出生于陕西神木,跟别的文学杂志主编不一样,他主编纯文学杂志的最大目是为了倡导和呼唤人们日益濒危的环保意识,这似乎在全国其他主编看来简直是南柯一梦,可马慧聪做到了,而且他在神木县主编的《草原·绿色文学》(现为《延河·绿色文学》)不但是省级大刊,而且坚守纯文学路线。如今,马慧聪利用杂志作为阵地,团结了全国各地大批的优秀作者,创办了陕西省青年文学社,并当上了社长,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然而,他是陕西神木人,却与暴富无关;他在小县城办省级文学大刊,却并非以文学为人生目标。“其实,我只是希望以文学作为桥梁,通过文学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最终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我会坚持投身环保事业。”“作为黄土高原的孩子,我不想人们一提到黄土高原就想到黄色,她应该是绿色的。”这是一个“辍学少年”与式微文学的碰撞,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一直做着天真的文学“绿”梦。在他看来:“陕北人民的心开始绿了,全国还会远吗?”。相比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抢滩市场的“80后”MOOK(杂志书)主编作家,马慧聪不以营利为目的受到了读者的敬重,他主编的《草原·绿色文学》不但为式微纯文学挽回了尊严,更给以市场利益为写作和主编导向的作家传达了一种不屑和对知识文化的无比敬畏。在全国杂志主编中,还有谁比他更像主编?在那些一开会便避谈发行量的杂志主编和式微文学面前,马慧聪的办刊精神到底让谁情何以堪?到底是文学自身式微还是他们心理式微?这才是“马慧聪现象”的最值得探讨的地方。

编辑: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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