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芦山地震而延播的《新编辑部的故事》最终在一些卫视开播。但质疑声远远超过赞扬声：“表演浮夸，桥段生硬”。对此，导演郑晓龙受访时坦承自己就是想突破传统有所创新，而“大众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也总要有个过程。”
可以理解郑导的心情，不过坦率说，这话很扯。因为在我看来，这部电视局并无任何新意。除了怀旧，除了带来一次回顾旧日经典和重新审视自己成长经历的机缘，也实在是没有任何艺术与审美意义可言。而这其中，最惨的是一以贯之的吕丽萍版的戈玲。在对比两个版本之后，我们似乎只能这样理解，无论是多么聪慧灵动的好女子，衰老之后，都将变得面目可憎，反应迟钝。甚至我们可以更恶毒地想象，李冬宝果断抽身而去，因其宁可承担骂名，也无法忍受这一反智的妻子。
失败不是因为表演方式的“差异”乃至“差距”，甚至也不是因为神一般的王朔没有到场。今天即便王朔出山，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神化为人。真正的问题在于，今天的电视剧已经没有可以在文化层面突破的可能了。一切能想到的空间都被盯住，娱乐精神与狂放的想象力都只能挥洒在一些抗日神剧上面，电视这种媒体再也没有了开拓文化艺术空间和引领潮流的可能了。在这个时候，接着讲述编辑部的故事，自然是一个不智之举——除非本意就是反智。起码从目前的文本而言，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要理解《编辑部的故事》，必须回到的1991年的历史语境。那时候，王朔与知识分子群体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人文主义”的战争。被讨伐为“痞子”的王朔，则干脆以痞子的低姿态，毫不退让、快意恩仇。那部编辑部的故事，实际上充满了王朔身上的火药味。不仅如此，二十年后理解《编辑部的故事》和王朔，我们会发现其审美核心是清晰的：语言解放。常见的对王朔和他代表的文化现象的批评质疑之处在于，他们解构了旧伪神，却没有凸显新价值，他们证伪陈腐语言，却无力创造真正的新语言。
可实际上，随后的事实表明，解放语言是一切文化思想解冻的开始。今天这种解放主要发生在互联网等新媒体领域，而电视反而朝着反智的方向一路狂奔。《新编辑的故事》，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样本。而回顾《编辑部的故事》，似乎在提醒我们，电视剧并不必然反智，真正反智的，却是其他。（谢勇 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