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中有几个不喜欢郭德纲的相声，都是品德良好的大学教授类，可见“三俗”之骂并非全是同行的妒忌之骂；但喜欢郭德纲相声的，也不都是贩夫走卒、市井无赖。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郭德纲及他的相声呢？
郭德纲的出现确实有“拯救了相声”的意味，但他的相声又远不是阳春白雪，甚至有几分不净；“主流势力”曾打压他，却并不妨碍他火火地往前走，上电视，赚大钱；他那么骂“春晚”，最终“春晚”却向他打开了大门……
这个“郭德纲现象”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很简单。
首先，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本就不是文人士大夫搞出来的玩意儿，而是民间的、社会底层的产物。而“帅、卖、怪、坏”中，又以“坏”是相声魅力的灵魂。相声的演出场所，也不很适合广播、电视这种广众传媒，而以地摊、剧场比较合适，甚至进行观众分级才好。相声所满足人们的，不是大义凛然、浩然正气、高贵优雅的追求，而是为人性中顽劣、调皮甚至庸俗、猥亵的那部分提供一个发泄口。人们听相声时的笑，很大一部分是因它搔到了人性中不大光彩部分的痒处而发出，所以德云社剧场的观众才会常常喊着要求“来一段不能播的”。相声虽以搔人性中不大光彩之痒处为特点，却不是邪恶的，甚至是向善的——这是相声安身立命的底线。
之前的相声走了几十年下坡路，原因是这个底线被大大地抬“高”，以至于伤及相声赖以存活、兴旺的根本——那几分顽劣，或曰“坏”。所谓的“郭德纲拯救了相声”，其实就是他把相声又拉回正常轨道，而他的相声才能或曰相声天赋，也正是那出奇的“坏”。
相声被人们冷落还与改革开放有关。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正常了许多，人们很大程度摆脱了思想禁锢，告别了见识短浅、思想简单、趣味单一、笑点低下……的窘境，进而使那些被“过滤”了的相声越来越没市场。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人们今天还能花大价钱去听马季、唐杰忠当年的《友谊颂》，反倒不正常了，反倒悲哀了。
我们勇于承认相声的不高雅并欢迎它的存在，其更深层的根据是承认世界的丰富性，承认人性的复杂性，承认艺术的多元化及审美的多层次。其实人类的精神世界也需要“五谷杂粮”，也会有垃圾，而相声的功能之一，就是有利于人们精神垃圾的排泄，就此，它有点像“开塞露”。至于那些不喜欢郭德纲相声的人（除了因妒火中烧而不喜欢的人），也应该是真诚的，只是可能人家经过多年修炼，已经到达远离人间烟火而靠闻香采气活着的境界，所以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排泄物，就不大需要相声了，但他们无疑也是“小众”。一般人虽较难理解人家的境界，但理应尊重人家的趣味和选择。
郭德纲的存在和火爆，本是常识范畴之内的事情——他不违法，不逾越伦理道德的底线，很多人又愿意花钱听，有什么可指摘、可责难的呢？即使真的就是精神层面的臭豆腐、烟或酒，也没必要像对待海洛因那样吧？至于在艺术层面，鲁迅在70多年前就已经谈过类似问题了。针对当时一些士大夫文人对京剧及梅兰芳的改造，鲁迅写道——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更近。
有人因此说鲁迅对梅兰芳不够宽容，但我看到的却是鲁迅对人性及文艺的“大宽容”。鲁迅不但深懂文艺，而且不装蒜，不伪雅，不强权。他要让文艺在自然宽松的环境中生存、发展。鲁迅的观点同样可以解释相声没落的原因，同样可以力挺“郭德纲现象”，不同的只是，相声的没落及“相声艺术家”们的堕落，不是因为“士大夫的帮忙”，而是遭到更强大势力整治、过滤的结果。
说相声是“开塞露”，并非否认它有促进文明发展的功能。相声更积极的功能是揭露、讽刺社会各层面的弊端，在这方面，它同样有着显著的“开塞”作用。底层百姓最容易遭受不公平对待，所以多有怨气、愤懑郁积于胸，相声则很适合为他们打开宣泄的阀门。然而相声这方面的功能往往得不到施展，这是阻碍相声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把相声比作“开塞露”，也没有贬低它、侮辱它的意思。对于一个郁积深重的“病人”，“开塞露”的价值，远比人参、鹿茸这类令人上火生燥的补药大得多。郭德纲和于谦那些穷贫乱逗、自辱家门的相声段子确实与高雅无缘，杞人忧天的人们还担心这些相声会把人听坏，然而这些相声再不济，也比某些歪曲历史、歌功颂德、愚弄百姓的文艺作品强百倍。至于那些“忧天”的“杞人”，他们认为大众毫无免疫力，听了相声会学坏，这本是他们的习惯思维。郭德纲能在昏暗的相声世界折腾出如此艳丽的一片天地，实属大不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