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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不需要夸大，苦难本身已经够大。苦难也不需要煽情，因为苦难本身就有足够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不会让我们泪流满面，但却有愤怒在胸中燃烧。
这是冯小刚导演的悲情大戏《一九四二》给我的总体感觉。
《一九四二》上映后票房尚可，首日拿下2500万元，但口碑却很一般，某著名网站目前只打出了6分。笔者采访过几位观众，大家普遍感觉比较失望。有人还说，本来是想着像看《唐山大地震》一样，来电影院哭一把的，纸巾都备足了，但到了也没用上。这种心态的观众，并不是少数。想哭，但没哭出来，这样的电影，观众自然不满意。
但我想说的是，这恰恰是《一九四二》和冯小刚导演的高明之处，冯导这回真是把电影想明白了。
冯小刚之前的贺岁喜剧，耍些小聪明，编些京味儿段子，让大家哈哈一乐，过去也就过去了。从《天下无贼》开始，冯小刚开始正儿八经地想讲完整的故事。这一思路在《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中得到集中体现。但《唐山大地震》有个问题，就是局部煽情过度，尤其是在女主角徐帆的戏份儿上。大家看电影时虽然哭得稀里哗啦，但赚取的也不过是廉价的泪水。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不需要泪水，而是彻骨的悲痛。而《一九四二》，算是达到了这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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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人来说，一九四二，只是个陌生的年份。那一年，河南发生了空前的大饥荒。这部电影描述的就是，面对这场饿死了300万人的天灾人祸，不同的人不同的态度和选择。冯小刚称，在《一九四二》里他没有自己的态度，一切让观众来定夺，“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正是本着这种态度，这部多线条叙事的电影里的五条线索（灾民、军队、政府、传教士、记者）采用的全部都是白描。
主线是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一家和长工瞎鹿一家逃荒的过程。一路上，先是没有吃的了，然后开始死人，卖人，最后只剩下老东家孤单单一个人。所有的苦难全部点到为止，然后镜头迅速切换。不煽情，不评判，只有偶尔响起的音乐作一下呼应。电影呈现给观众的，就是历史的细部和大量逼真的情节。
比如，老东家看到瞎鹿要卖孩子，跟家人说了一句，这戏是演给咱们看的，然后舀出一碗小米想给瞎鹿，但在看到周围一群人饥饿的眼睛时，老东家手一缩，又倒回去一半。长工栓柱用美国记者给自己的饼干去引诱老东家的女儿星星，欲行房事，星星不干。花枝听到后说，栓柱，我让你弄，你给我两块饼干。为了能把自己卖出去，花枝嫁给栓柱，然后对栓柱说，我嫁给你，你明天就可以卖媳妇了，这样你也能活，我也能活，我这俩孩子也算有了一个托付。还有那个逃荒路上诞生的婴儿，是老东家唯一的骨血，一路呵护，好不容易没饿死，但到最后却被老东家抱得太紧活活闷死了。大量类似的细节，看似黑色幽默，其实是深深的悲凉，让我们欲哭无泪。
直到全片即将结束时，电影才勉强给出一丝温暖。死也要死在家里，不去陕西掉头往回走的老东家，路上看到一个小女孩。小女孩说，我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都是我不认识的了。老东家说，你叫我一声爷，咱俩就算认识了。小女孩叫了一声爷，然后老东家牵起那个妮儿来，两人一起踏上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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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饥饿我有切肤之痛，因此对《一九四二》我感同身受。在少年和少年之前的时代，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只有窝头和粗粮煎饼可以吃，不用说肉了，连油都少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身体拒绝成长。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快20岁时我才以一年10厘米的速度长成现在的个头。在县城上初中时，有一次不小心把家里给的买饭钱丢了，我饿了自己整整两天，还不敢跟家里人说。
在谈到《一九四二》时，冯小刚导演阐述了他对饥饿的概念，我特别认同。
冯导说，“尊严是从肚皮开始的。我们经常说这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很佩服这种人。但在我看，可能吗？他为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啊？他们家搁着十担米呢！如果你家里头老婆、孩子、老娘，张着嘴等着，嗷嗷待哺，朝不保夕，你要今儿不把吃的给弄回去，他们就饿死了，别说五斗米了，什么事为了这口吃的我都能干，这是人性应该被接受的一部分。一个人他说有气节，说你孙子今不拿刀给我砍了，我就不服你。这种人，这种事，我绝对相信。但我他妈不砍你，我也不毙你，我他妈饿着你。我觉得有勇气被刀砍脑袋的不一定熬得过这饿，最后你在饥饿中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