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一九四二》之前，我想先说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两部本周在IMAX银幕接棒上映的重量级影片，尽管背景人物相距遥远，却有着某种可相连通的精神脉络。在《一九四二》全面上映后，越来越多的观众也许会联想起这种连结：《一九四二》开篇之语即“1942年冬至1944年春，我的家乡河南因为一场旱灾，发生了吃的问题”，而读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原著，你会发现，扬·马特尔为小说写的第一句话便是“这本书是在我饥饿的时候诞生的”。
因为“吃的问题”，1942年冬，河南的地主老范家踏上了逃荒之路，尽管在出发伊始，老范认为他家与其他平民、佃户不一样，有钱有粮，仅仅是在“避灾”。很快，所有人成了别无二致的灾民，为了吃口粮，他们互相贩卖、彼此离散，却避不了死亡的命运。 100多天后，一无所有、孑然一身的老范踏上了回家的路，只为 “死也要离家近一点”。比起在海上漂流200多天，除了一只孟加拉虎为伴的印度少年派，1942年的中国河南，没有太平洋上的“奇幻”味道，只有让人不忍卒看的苦痛和煎熬，“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李安是伟大的改编者，在他的镜头语言下，“少年派”的故事比之小说更具东方式的隐喻，海上漂流的种种奇景更具鼓舞人心的力量，结尾处的逆转也就更为动魄惊心。你相信这是人与人的故事，还是人与虎的故事？听故事的加拿大作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与兽的奇幻和谐，被舍弃的版本，留给了冯小刚和刘震云。
当派在暴风闪电中责问“上帝”：“你已经拿走了我的一切，为何还要这样吓唬它（老虎）？”《一九四二》里的中国神父也流泪道：“上帝看到了这一切吗？如果它不能战胜魔鬼，为什么还要信它？ ”饥饿和绝境会让信仰崩塌，但不经历怀疑的“信仰”又怎是真正的信仰……无论是印度少年派还是河南灾民，在饥饿面前都首先是“人”，必须为动物性搏斗，在被摧毁和抵抗摧毁的过程中，修炼着人性。而这，也许是人类最终的信仰。
演过《钢琴师》的阿德里安·布洛迪在《一九四二》里饰演报道这场灾难的美国记者，他对电影的评语简单明快：“在黑暗痛苦的时期，人性是可以升华的。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学习，别无其他。 ” (施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