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江南style》，自2012年7月15日一经推出即瞬间走红，随即风靡全球。
《江南style》，让追捧其歌声和舞步的人们陷入了“疯狂”，也让思考其风靡原因的人们陷入了迷茫。
许多人将《江南style》的成功归因于互联网的魔力。的确，互联网凭借其强大的互动、快速的传播、有效的社区交流和巨大的辐射范围对《江南style》的走红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然而，这一作用虽不可忽视，但也不应被过度夸大。
不论是歌曲的传唱、舞蹈的流行、文章的风靡还是人物的出名，事件背后都隐含着传播的因素，都必须遵循传播的规律。而对于精神作品而言，实现传播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渠道，而是内容。这一点，适用于传统媒介，亦适用于网络媒介。
首先，形式不决定内容，内容重于形式。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和载体，有其特殊性，但更多的仍是与其他媒介类似的特性，仅仅是表现、呈现所要传播内容的方式而已。虽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媒介即讯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出“媒介即隐喻”，两位学者也以各自的角度阐述了媒介作为形式、载体所赋予内容的新含义和对内容造成影响的深刻性，但这或许仅为一家之言，这些观点在某些事件中、某些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从长远眼光和更为宽广的视域来看却并非普遍规律。我们都知道洛阳纸贵的故事，也知道70年代争相传抄《第二次握手》的热潮和众多传唱至今的经典老歌，可见，文学、音乐等精神作品不依靠网络媒体的传播依旧可以掀起广泛的追捧。具有普世价值、共通情感、畅达表达的精神产品不论利用何种媒介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跨越时代，成为恒态经典。
试想，如果是因为互联网的作用才使得《江南style》走红的话，那同样借助互联网平台、数字化手段走向网络的众多文字、音频、视频等资源等为何没有同样流行呢，而且同在互联网的各种信息资源的关注度、流行度为何良莠不齐呢。可见，网络并非《江南style》走红的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
或许，互联网在事物走向流行的过程中，真正起到的是提高信息获取便捷性的作用。互联网凭借其强大的搜索引擎，使我们可以快速便捷地获取资料、获取感兴趣的内容，但真正引发我们兴趣、激发我们搜索信息的是精神产品自身的内容、风格，以及精神产品与我们自身爱好的契合度的高低。
其次，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分析，事物的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只有内因是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仅仅是条件而已。对于《江南style》等类似的精神产品的传播而言，作品的内容为内因，而媒介、传播渠道、方式为外因，真正促使其走红的在于其内容的吸引力——《江南style》歌词内容所具有的对首尔江南豪华奢靡生活的讽刺性、音乐节奏的动感有力以及独特的“骑马舞”舞步的简单易学等特点都是吸引受众的“有力武器”。媒介、传播渠道、方式等外因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江南style》走向流行的脚步、加深了《江南style》风靡的程度和广度，促进了《江南style》的成功。对待《江南style》的走红，我们应分清主次，确定何为“本”、何为“末”，如此，才不会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另外，《江南style》的成功是由于符合商品流通规律。作为精神产品的《江南style》的传播、发行、销售亦遵循商品流通规律。马克思认为，由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惊险的一跃”，如果不能实现这一跳跃，那么摔坏的将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江南style》自推出以来，听众、消费者们愿意为《江南style》付出“价值”、投入金钱以及稀缺的注意力资源、《江南style》也顺利让渡了使用价值，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江南style》作为精神产品，它的“使用价值”是适应市场的需求、能够满足受众需要的。
互联网对于《江南style》而言只是锦上添花，并非必不可少，即使没有互联网，《江南style》也依然是“神曲”，依旧会“一歌唱响，应者云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