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范立欣30岁出头、高高瘦瘦、相貌俊朗，像演员胜过像导演，更与纪录片导演“尘满面、鬓如霜”的大众印象略有出入。这位年轻导演，以处女作《归途列车》——讲述四川一对农民工夫妇三年春运回家之路的纪录片，一举斩获美国导演工会奖、洛杉矶影评人大奖等30余个世界性奖项。

　　10月2日，《归途列车》又获得第33届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与此同时，他与加拿大同行合拍的讲述四川山区孩子与他们的拳击教练的纪录片《千锤百炼》，也出现在刚刚公布的第49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提名名单中。

　　范立欣第一次参与纪录片制作，身份是剪辑师。2002年，他带着一部反映中国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到了美国圣丹斯电影节。首次电影节之行，范立欣走得颇为“奇幻”：7天的电影节，他和伙伴最忙碌的事情就是到处找中餐馆吃饭。因为没有钱，就到处蹭聚会，还误入过同性恋的聚会；为了显得更正式些，他坐了40分钟大巴，找了一家像物美超市一样的商店买了身西装，结果等到上台发言时，却发现大家都穿得很随意……

　　2009年，《归途列车》入围圣丹斯电影节。听到这个消息，范立欣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这一刻，我等了将近7年。”

　　从电影节上的新人，到以纪录片享誉国际，这一路范立欣走得很辛苦。他希望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纪录片常态生存的路，像“归途列车”一样通往可以抵达的目的地。

　　制片人、平台、投资方，一个都不能少

　　范立欣永远记得大二时候的女朋友的梦想——做一个麦当劳门店的经理。“她在麦当劳打工，说他们的经理特别了不起，做过店里所有的职位，从扫厕所、擦桌子，到炸薯条、点餐，细致到厕所里每种洗涤剂要喷几遍都有教程，只有把每个工种都做好才能参加经理的选拔。”范立欣说，“我听进去了她的话——真想把一个事情做到极致，就要了解它内部所有的环节。”

　　2006年11月，范立欣为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归途列车》打开镜头，和国内大部分纪录片导演一样，他得自筹资金，于是自掏腰包10多万元，又借了20多万元；为了省工钱，摄影师是他同事，录音师是他哥哥。即便如此，到2007年底还是弹尽粮绝。

　　因为没有一个很强的制片公司做后盾，范立欣在那年的广州纪录片电影节上没能得到国外投资方的青睐。幸运的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一位中层干部个人出借给他15万元。靠着这笔钱，剧组才得以拍出样片。

　　可是，如果没有这个人呢？中国的纪录片怎样才能解决“钱”的问题？

　　范立欣说：“国内很多导演会执拗地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独立精神的作者’，没有主动进入产业进程的想法，但我会努力学习产业化的操作。”制片人、平台、投资方，范立欣觉得这三者缺一不可。

　　导演需要价值、视角、故事，制片人需要的则是眼界和专业，包括对产业的国际化运作和法律、经营等方面的了解。“idea（想法）是导演的，但需要制片人去找钱，来实现idea。制片人和导演的关系就像婚姻，必须相互尊敬、完全坦诚。”范立欣说。

　　2008年，范立欣带着《归途列车》的3分钟样片给加拿大的制片人米勒看，得到认可后与其正式签约。之后，“找钱”和其他后勤的活儿就归了米勒，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版权问题——一般由制片人控制——这也是大部分中国导演的纠结所在。

　　范立欣说：“很多中国纪录片导演觉得精神是无价的，但我觉得它必须要有一个有价的载体来实现。导演实现梦想，制片人获利，双方各取所需。况且，制片人和投资方都不能干涉导演的剪辑权。”

　　米勒带着样片辗转全球各类电影节、影展，顺利拿到了来自HotDocs电影基金、圣丹斯电影基金、全球公共电视台等投资方的100万美元支持。电影节就是“兜售”纪录片的良好平台，但中国的纪录片电影节太少了——只有广州的纪录片电影节，另外就是四川金熊猫电视节和上海电视节中的纪录片环节。

　　在国外，除了各类基金会，电视台等播出商也是重要的投资方之一，但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扶持体系。范立欣对此十分担忧，“如果中国的播出商不给力，中国的制片公司找不到国内播出商，就只能让外国的制片公司来雇用我们。如果我们永远受雇于别人，就失去了国际话语权。”

[责任编辑：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