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10月9日晚，央视《看见》栏目记者、主持人柴静受邀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题为“采访是一场抵达”的演讲。演讲的部分内容在微博上公开后，引起反响。同时，由于之前媒体报道不全面，很多人期待较完整的内容。现摘要编发部分演讲内容，呈现其演讲原貌。
没有夯实的报道，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人们头脑中偏见的根源，往往是来自于无知，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动，把它拿到胸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确地移动一毫米，这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计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会增加。
精确是一件需要耗费比较复杂的智力活动的一件事情。报道就要求精确，要求对事实和因果梳理，没有这个基础，评论往往就是议论、想象，而不是事实。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成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做一个十六分钟的新闻深度报道。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一个年轻人被放到做深度评论的主持人位子上，这是我们刚刚起步的电视新闻决定的一种特殊要求，以后也不会更多地出现。实际上媒体有它的规律，就像一个存在的植物，它必须要按照它的规律生长一样，要想变得粗壮、强韧，必须到土地里头去接受风吹日晒，再一片一片叶子长出来，如果没有非常夯实的报道作为基础，那么评论只能是沙中筑塔。所以我转行做了记者，到现在十年了。
采访是呈现，不是评判
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
我觉得对我来说，采访最大的障碍就是一句话，“我认为我是对的”。这句话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碍会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顾准原来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如果一个采访者带着定见，很难了解世界的复杂。
前段时间我采访魏德圣，他拍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就是当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战争。
魏德圣说，在台湾历史当中关于这个事件只有两句话，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军队；再看日本的教科书也是两句话，是某年某月某日台湾某个原始部落的一场暴动。反抗和暴动，这是对于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都只有两句话，都很简单，但魏德圣说记者式的社会思维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那样的选择？”
魏德圣说，他进入这个头领内心的时候，受过很多的冲击，一开头他会热血激沸，觉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干掉了。但了解越深，他开始发现自己精神上出现了危险的摇晃，比如说他去接触当年认识这个部落首领莫那鲁道的人，那个人跟他讲，他根本不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流氓，每一个经过他部落的人他都会打，他控制欲很强。然后魏德圣又会去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战争之前让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时候他害怕得简直写不下去了，因为在不断地推翻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达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心灵的过程是一个可怕的过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险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定见，他需要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发去认识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动荡、不安、危险，还有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没有依靠，你原来思想上可能有一个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抛掉，这个拐杖就是人类已经形成的习俗、观念。就像一个被按在水里的人，你必须把头埋在水里面，学着呛水才能够学会思考。
所以我要讲的下一句话就是，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我很年轻就做了记者，年轻人最热诚，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真的想通过报道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最初那两年在公开场合讲话或者领奖的时候总是会说，我希望我做这个节目，曾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些话很漂亮吧，听上去加点音乐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这样煽情的话并不是职业记者的使命，这个是我慢慢才意识到的。
假如你有这样强烈改造社会的目的，你就会容易形成你头脑当中的偏见，你认为世界有一个完美的范式，它就应该向那个方面发展，假如它不是那样，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触，你就想改变他，这样就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你根本改变不了，对方发现你想影响他的时候他就不接受你了，会背道而驰；第二个结果是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挫折感或者绝望，放弃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