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余万份的发行量，让《知音》成了全国发行量第二的杂志。最近，由这本定价4.5元的杂志做主导的知音传媒集团将进军股市，成为中国期刊第一股。因此，伴随着对“知音体”的毁誉的争议再次热烈。它的煽情风格，对人伦惨剧、家庭私事及明星八卦的偏爱，也让它始终处于“低俗”的口水之下。（5月3日《北京日报》）
《知音》略显另类的叙事风格，以及对特定故事类型的钟爱，再加上一点精英主义的话语在耳边“聒噪”，很容易让人生出对这本杂志的道德优越感。而在其他纸媒生存维艰，同类期刊垂死挣扎的“气候”下，《知音》的独领风骚，也很容易激起一种“阳春白雪敌不过下里巴人”的居高临下的哀伤论调。
“高雅”和“低俗”的边界时常含混，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正苗红”“光荣正确”被喻为“纯洁”，满足个人私利及欲望便是“异端”。现在虽无那般繁缛的禁忌，但个体的精神或视觉享乐，也时常被鄙夷。偏见暗藏于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一些自诩权威的“舆论领袖”常常以“道德教条”的灌输来维持形象。于是，真实的本性需求总是要被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所压抑。
《知音》虽有些过分追逐奇闻、惨剧及名人私事，甚至它会为了吸引眼球，用所谓客观的口吻讲述被夸张了的异事。挑出这样一本写满了现实生活的离合悲欢、爱恨情仇的市民杂志的种种不堪，实在不是件难事。然而，除开它确实侵犯了他人名誉或隐私，而突破法律底线外，又有什么理由要去傲慢地蔑视这样一本杂志带给它读者的满足呢？
年年有人以捶胸顿足之态，惋惜“国人读书率的下降”，惋惜“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生活的贫瘠”，款款若急公好义之士。可是，很少有人愿意俯下身段去问一问农民工们、小城镇的市民们喜欢看什么，希望看什么。很少有如杜甫那种写完作品要改到直至村妇也能听得懂的平民作家，也没有人会像赵树理那样，以农民看得懂朴实得散发泥土气息的诙谐语言续写农民文学，如《小二黑结婚》那样传递并不肤浅的“自由哲学”。
在唯利至上的商业逻辑下，被资本裹挟的文人和出版商，总会惯性地认为“广告只有精准地投放给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才有效”。于是，被认为没文化、不富裕的小城镇市民及农民工阶层，便理所当然地被“精英主义”的文化覆盖所忽视。《知音》像一株野草，可以说是意外地因为抓住了这样一层被主流话语圈忘却的边缘群体，从而获得了影响力及利润上的双丰收。
在诗人和小说家们忙着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顾影自怜于“诗歌文学没落”的时候，数百万人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圈里人”所不齿的《知音》，这是讽刺，亦是悲哀。《知音》以及许多“草根”期刊的逆势风行，无声地诉说着“草根”群体被主流文化遗弃后精神诉求上的饥渴。
这些“低端”文化产品的品质良莠不齐，可它们的消费者却在“野蛮生长”。如果所谓的高贵文学家及喜欢为精英人士量身定做“××刊”“ ××报”的出版家们，能多将身上承载的“优质因子”以市井百姓喜欢的平俗方式输入到那些“渴望精神滋养的地带”，也就不会有今日“知音体”独大的局面？
在剥离掉道德的“光晕”之后，如果能舍弃狭隘的精英资本文化立场，去平等地对话并勾勒“草根”阶层的文化需求图谱，也许就不难理解《知音》《快乐大本营》等通俗产品的“甚嚣尘上”，而应反求诸己地警醒于“主流文化圈”的冷漠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