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孙犁先生的《曲终集》，先生在“文事琐谈”中感慨:“有了几次经验，得出一个结论:第一，写文章，有形无形，不要涉及朋友；如果写到朋友，只用颂体；第二，当前写文章，贬不行，平实也不行。只能扬着写，只能吹。”此话，与其说这是经验，不如说是教训，因为先生自称“因为写文章得罪过三次朋友了”。
孙犁先生是经历过历次运动，写文章谨小慎微，可以理解；先生又宅心仁厚，不愿做伤害朋友感情的事，字斟句酌，值得理解。
孙犁先生此文，写于1991年7月23日，20多年过去了，他的担忧今天过时了吗?翻检现实，我们悲哀地发现，写文艺批评、文学批评的文章，同样是一件有风险的事。郭庆祥因在文章中批评画家范曾“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而被告上法庭，不仅要书面道歉，还要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
写文章写出了官司，不少；因正常的批评而被呛声，也不少。前年4月间，在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上，赵本山自称，“就想听‘坏话’和真话。我永远感谢让我经受磨难的人和给我批评的人。”但是，当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坦言，《乡村爱情故事》展现了农民生活的很多场景、片断，但缺乏“历史进程中本质的真实”，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扁平化、不够典型，赵本山一下子恼羞成怒，反驳道:“您熟不熟悉农村生活?农村到底什么样?您去没去过?您体验过吗?如果没有发言权的话，那考虑好再说。我来是想找一服对我有好处的药，别给我开一服药我吃了就死的。我想找一个好医生，不是假医生。我想吃良药，不希望吃毒药。”
如此这般，谁还敢批评?谁还愿意批评?
不得不说，今天，有见地的批评少了、敢批评的人少了，与之相反的是，唱赞歌的“批评”多了。一部作品刚出世，批评家赞不绝口，说得天花乱坠，褒得完美无缺，让人纳闷:这是正常的批评还是肉麻的广告?
如果说批评家拘囿于种种顾虑不敢批评还情有可原，如果在金钱的收买下，故意昧着良心说假话、套话和大话，则更伤害批评空气。意大利批评家鲍瓦里说:“批评家是艺术家的天敌，应该保持独立。”我国文艺评论家谢冕也疾呼:“评论家要排除人情、权势、金钱的干扰，发出独立的批评。”诚然，一旦批评家被权力豢养、被人情干扰、被金钱收买，就很难有独立立场，这个时候，他所炮制的文字不可能有真知灼见，也不可能推动文化批评、文艺批评良性发展。
批评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良知活，如果乱评一气，比如热衷于酷评，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者故意糟蹋人、作践作品，就是要让被批评对象难堪，这种恶劣的批评同样应该被唾弃。
文艺批评是文艺机体的免疫系统，批评家扮演着啄木鸟的角色。批评家不应该失语，有力度的批评不应该缺席，否则文化发展、文艺繁荣就是一句空话。但愿孙犁们的感慨能够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