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音乐人高晓松获释。今年5月，高晓松因醉酒驾驶被判处6个月拘役。针对高晓松获释后能否继续在“中国达人秀”担任评委，有人认为，高晓松酒驾行为对社会产生了无法改变的恶劣影响，与该节目的励志口号不符，“他继续做评委，对青少年来说，会出现道德价值判断的混乱”。
以醉驾的“恶劣影响”为由，认为高晓松不再“继续做评委”的逻辑，在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前科制度”的问题。所谓“前科制度”，基本内容之一便是，对曾经有过犯罪记录、受过刑罚处罚的人，再从事特定的职业、工作予以一定的限制。
无疑，为了维护特定职业应有的严肃性和纯洁性，比如公务员、教师、律师等职业，实施这样的前科职业准入限制，确实完全必要和合理。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公务员法》《教师法》《律师法》都规定了十分明确的前科准入限制。
但现在的问题是，高晓松与“中国达人秀”评委之间，是否也应受上述前科制度的限制——因其曾醉驾受刑，而失去“继续做评委”的资格？笔者以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以醉驾受刑记录为由限制高晓松评委资格，于法无据——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针对诸如“评委”这样职业的前科准入限制。毕竟，“达人秀”评委并不是一个如公务员、教师这样的具有显著公共属性的严肃职业，没有必要设置过于严苛的职业准入门槛。而既然如此，按照私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原则，限制高晓松继续做评委的资格显然就有不合法的嫌疑。
另一方面，进一步从保障权利、维护平等就业权的角度看，因酒驾而限制高晓松评委资格，也有明显的违法歧视嫌疑。依据《就业促进法》：“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
最后，即使抛开法律，仅从道德道义层面来看，抓住高晓松的醉驾经历，在其服刑完毕之后仍不依不饶的穷究其继续担任评委的资格，也明显有失厚道公道。众所周知，高晓松在其醉驾行为发生后，不仅受到了法律的“顶格”严惩——被判处6个月拘役，“吊销驾照，5年内不能再重考”，而且其本人的认罪态度也极其诚恳、坦荡，不仅对醉驾行为供认不讳、留言“酒令智昏，以我为戒”劝诫他人，而且一再强调“认罪也认刑，与别人无关”、在服刑期间“未谋求任何提前释放”。
古人尝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高晓松在醉驾之后一系列的真诚悔过、改过态度，无疑值得我们敬仰，事实上也早已赢得舆论普遍的谅解，这诚如作家苏童曾评价的，“这是个我不认识但很尊敬的音乐人，在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后，做了所有该做的事”。
面对这样一个勇于认错、善于补过的人，我们有必要再揪住其醉驾前科不放、斤斤计较其“继续做评委”的资格吗？——如果一定要说他会对青少年造成什么道德影响，依我看，那恐怕也是非常积极正面的 “过而能改”“知耻近乎勇”的影响，而不是什么“会出现道德价值判断混乱”的消极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