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建设提到治国安邦的议事日程，令外界为之瞩目。中国是世界上最特别的全国一盘棋的国家。总设计师邓小平一提出“改革开放”，中国物质文明就快速发达。在精神文明严重滞后的今天，新一轮从上到下的全国性振兴文化的运动非常正确、非常必要。
毛主席说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中诞生的，“白”就是文化空白，传统文化的权威打垮了，却没有建立起新的现代文化权威。苏联努力了70年也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新文化”，说明这是不容易的。美国200多年的新文化，有好也有坏，既帮助世界进步，也污染世界、吞噬世界好的东西。比方说，美国“枪文化”强大，却是美国社会的最严重问题，美国文化生活中的最大污点。是美国的“汽车文化”使得今天中国的空气受到严重污染。再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中许多人的头脑，里面装的几千年传统智慧的氧气少得可怜，却充满了西方文明的二氧化碳。中国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十分健全，但美国“广告文化”（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务虚吹捧、钱权交易等）却在中国快速生长，殃及社会风气、文化风气与学术风气。要使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大发展、大繁荣，不能只靠政府提倡，而是要变成一项持久性的艰巨任务，引导广大社会力量来投入。
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出现“抓文化”、“打造文化精品”、“制造中国文化美好形象”等口号，但却应注意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我们需要做的，是制造有利环境让它自然地茁壮成长，保护它不受外界侵犯与干扰，却不能“拔苗助长”。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两大文明古国，中国搞文化振兴也可以借鉴印度的经验。总体而言，印度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感觉要比中国浓，社会矛盾、冲突也不像中国这样尖锐。这里固然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宗教社会对人道德观念的影响，另外也有一部分跟印度的文化有关。比方说，印度出了泰戈尔，他的文学作品是最杰出的“真善美”典型，对印度社会起了很好的精神引导作用。而印度能出泰戈尔这样的文化巨匠是和它的“学园文化”传统有关，泰戈尔终生致力于创办一所宣扬爱心、提倡国际主义的学园。印度其他伟人如“圣雄”甘地、圣哲奥罗宾多等，也都有自己的学园，以此吸引世界各国人士来到共同理想中陶冶。如果中国也注重发挥文化名人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引导作用，一定可以帮助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持久繁荣。
1916年，泰戈尔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时说：“古希腊的明灯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罗马的威力被埋葬在广大帝国的废墟下。但是建筑在社会与人的精神理想基础上的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正像活的种子一样，天上降下滋润的雨水，它就会抽芽、成长，伸展它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泰戈尔似乎在近一百年前就预见到今天《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期盼这个《决定》降下滋润的雨水，让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抽芽、成长，伸展出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作者是旅居美国的知名印籍华人学者）
